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缦摺罚衫闲坏痹鹑伪嗉Ｗ髡咚奚崂锘棺∽帕硗庖恍┐优┏±吹母母逭撸袼镲J、杨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经常针对我们几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点、缺点和优势，要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在创作上，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他常对小鲍和我讲，学习创作，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积累，不要盯在眼前这一本书上，以后你们还要好好地写呢！所以现在更要将基本功练得扎实一些，基础牢固一些，力争将来写大作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小道消息，不时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件，从偏远山乡回到上海的我们，和所有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此牢骚满腹，也常常互相打听传播些小道新闻。在花园里散步，在晚饭后闲聊，我们不由得会讲起这些话题，有时不免表示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愤，怪话也不少。我们不知道老谢对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们决没因为他是长者，是出版社编辑，是我们的老师而对他有所隐瞒。老谢只是听我们讲，往往不说什么话，也不明确表态。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老谢把报纸拿进我们的宿舍，指着那篇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手击着桌子，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饭晚饭后，我们仨总要到乒乓室去打半个小时的乒乓，冬夏春秋，风雨无阻。我和小鲍的球艺都不行，最初的时候，常常以悬殊比分败在老谢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但在创作上有了长进，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可以同老谢对垒了。
《孽债》和老谢（3）
其二是吃点心。老谢微胖，每顿饭仅吃二两，菜肴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后三四点钟，他总要跑到街上去买些点心进来，小笼包子、锅贴、煎饼等，拿进来让我们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协会工作。
上班没几天，老谢就来看我，问我写了什么新作没有？
我告诉他，刚上班，事情多，对上海作协很不熟悉，况且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妻儿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亲身边，没时间写东西。他又问我，回来之前写了一些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据实相告，我写了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但是只写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说：“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取出来交给他。
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后面的写出来，再注明是长篇。”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孽债》在没写完全篇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第一功是老谢的。也正因为发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才督促着我，尽快地把下半部分写出来。
就让我以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作为对老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罢。
（2001年5月）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1）
1992年早春，我赴京参加七届四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民文学》的老编辑王扶来看我，并向我约稿。我告诉她，近期没有写出中、短篇小说。她即问我，那么你在写什么长篇小说。我心想她是杂志编辑（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不会要长篇，于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写作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刚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虑下半部分的创作。
这本书写些什么？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问我。
我三言两语把《孽债》的故事讲了。
不料她郑重其事地向我约这部书稿，同时说明，她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委托，代他们约的，希望我不要推诿。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时期文学蓬蓬勃勃发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识。在贵州工作时，只要她从北京到贵州来组稿，她总还专程来我家或我工作的编辑部坐一坐。她如此认真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动。回上海以后，我就把先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孽债》上半部分寄了过去。大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过她的一个电话。她说这本书是一定要出的，她已把杂志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寄去，希望我把写完的《孽债》下半部分，尽快复印出来。
没多久，我上班的作协办公室走进一位年长我几岁的中年人。他说他姓周，叫周鸿铸，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专程出差来上海，取《孽债》下半部分的书稿。
初次相识，我对他说，上半部分我是寄给北京的王扶的，她也催过我，但她没说要把稿子直接交你。
他说读完上半部分，社里已决定尽快出书，故而特派他前来上海，不要把稿子再寄来寄去了。
我想这也很有道理，但作为朋友，我总得给王扶打个招呼。
于是就在办公室给北京打电话。中午时分，第三个电话打过去，总算在家里把王扶找到了。她很爽快，一口答应让我把稿子交给老周。
周鸿铸拿了书稿，一点也没耽搁，匆匆就赶回南京去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来了信，说书稿他已全部读完，这是一部好稿子，相信社里的领导也都会这么认为，待他们看完，他就会把出书合同什么的，一起给我寄来。让我吃惊的是，他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有影响，并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会获奖。
我想这话我自己是不敢说的。
但我仍十分高兴他能对我的书稿说这样的话。
从这以后，我就和《孽债》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屈指算来，《孽债》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三十本书了。每本书有一个责任编辑，我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各种性格的责任编辑，都打过不少交道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孽债》在编辑、发排、设计封面、校对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老周来信或是来电。每次有信息传来，他都是极为细微地告知我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的进度。进而就针对我书稿中写到的西南风情，生僻的字眼，以及口语作进一步的探讨。让我深为感动的是，有时候为了一字或字眼，他会翻查几种字典和辞典，然后在电话里一一把几种解释讲给我听，最后和我商量着，确定该用哪一个词。当书稿制版印刷时，他对我说，他敢保证这本书是不会有一丁点差错的。我想如果他没有为书稿付出大量的心血，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几年以后，《孽债》出现了大量的盗版本，里面错别字连篇，标点符号乱点，老周气得话都讲不出来，一再地说，抓到了盗版者一定要绳之以法，绳之以法。那年南京判决了一个盗版者，他高兴地把刊有审判盗版者的报纸给我寄了来。
《孽债》要正式印刷了，初版印数是二万册。在1992年长篇小说印数处于低迷时期，有这样的征订数已经不错了。他却在电话里给我说，远远不够，不够。过了半年，果然又印了一万册……
读者诸君可以看出，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中，我们已经逐渐地熟悉起来。1994年秋天，当他得知我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眩目的云彩》时，几次打来电话，让我继续把书稿交给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且他说，在出版之际，他们会为之宣传。第二年秋，《眩目的云彩》在“十一”前夕推出了，第一次就印了五万册。
由于整整地当了十年知青，根据知青生涯的深切体验和亲历，我写下了六部和知识青年有关的长篇小说。我很想把这六部书集中起来，统一格式、统一装帧设计推出。当我把这一想法和几个出版社商谈时，几家出版社都怕旧作重印，销路不佳，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亏损。而当我把这一想法给老周说时，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积极支持，但他又说也得从实际出发，了解一下市场的情况。经他和社里同志商量，并作了预测以后，修订了我的想法，先出版三部改编为电视剧并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于是乎，《蹉跎岁月》、《家教》、《孽债》三部书，作为“叶辛代表作系列”推出。1994年秋天书稿发排，1995年春季书印出来时，恰逢《孽债》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地播出并引起轰动，代表作系列三卷本一印再印，共印出六万套，仍供不应求。这一次，老周又不失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