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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块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她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她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她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前开口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封里她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她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她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她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凄惶；
她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她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她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看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 ※ ※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确实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她？！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号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来电话，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不都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她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我苦斗那样哭天不灵、叫地不应。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这两年她常说：“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生了两个这样的女儿？”
言语里满是苦尽甘来的况味。还有对自己居然创造了这样两个人的自得。
她所谓的“这样”的女儿，就是她常对胡容说的“她们都很争气，我再受多少苦也是值得的”女儿。
当然也有一些迷惑。自己那样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生了两个这样不肯忍气吞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她把唐棣也算做她的女儿了，她是完全有权力这样说的。
※ ※ ※
我告诉她，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开有工厂，她可以借工作之便经常回来看看。
妈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唐棣说她年底回来，您手术完了再把身体调养好，等她回来，她要带您吃遍北京的好馆子。”
她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我对妈说的这些话，妈都如数家珍地对她重复过。
我又尽量找些讨妈喜欢的话题。
“妈，瞧您生病也会拣时候。秋天正好做手术，天也凉了，不容易感染，躺在病床上也比较舒服；我才五十四岁而不是六十四岁，完全有能力来支撑这场手术；我手头上的稿子也全清了，无牵无扯，正好全力以赴；赶巧宋凡同志能帮上这个忙，不然谁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进医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进一个新家……”
或是谈妈的宠物：“您的猫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时候脑袋一甩一甩的，我想，它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瞧，它在吐馒头丁呢。原来它把馒头上的鱼和肝嘬完后就把馒头吐了。”这时，妈脸上就会漾出些许的笑意。
或是谈我们未来的日子，“咱们新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好，离前门、西单都很近。比西坝河热闹多了……”
“楼下有街心花园吗？”妈很关心这个，因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园去散步。
“有个小花园。不过我还给您个任务，每天让小阿姨陪您到前门法国面包房去给我买个小面包，不多买，就买一个。这样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锻炼了身体，也等于上街看看热闹。咱们家到那个面包房还不到一站地，按您过去的运动量，走一趟没问题。”我得说是给我买面包，我要说给她买，她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过马路也不用愁，刚好楼下就是地铁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着您，上下地铁通道没问题。”
“新房子的楼梯陡吗？”
“不陡，上下很便当，楼梯还挺宽的。还有电梯，您愿意坐电梯或是愿意走，都行。”
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最后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订在九月二十四号。我默念着这几个字的谐音，心里净往好处找补地想：这就是说，妈至少会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手术方案有过反复。
原定的手术方案是经蝶。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手术时妈的颈椎就要后仰九十度。这对老年人很危险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这是一。妈的瘤子又大部分长在蝶上，如果经蝶并不能将瘤子完全取出。这是二。
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败下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人对痛疼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个口子，不一会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