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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什么病？胸部的病，还是肚子的病？
川本：怎么说呢，脚不能走路，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只能坐在椅子上。
山崎：只能坐在椅子上啊？那么，多大岁数去世的，您的丈夫？岁数很大吧？
川本：像我现在这个岁数吧！
山崎：和您差多少岁啊？
川本：我搞不清楚。
山崎：不知道吗？——您丈夫去世时麦德在您身边吗？
川本：那时候，他还在上学。
山崎：噢，麦德上小学时他父亲就死了，那老奶奶，家里挣钱的人去世了，您家的生活会很苦的，怎么养活麦德呢？
川本：有四、五年的工夫我当佣人来养他。
山崎：在哪儿干活？在印度人家还是在马来人家？
川本：马来人家里。
山崎：当女佣吧？
川本：当佣人有月工资，麦德也没受太多的苦，日本人来了以后，麦德也给军队干活儿有月薪，他媳妇也有月工资。
山崎：嗬，媳妇也娶了？他媳妇是干什么的？
川本：儿媳妇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挣得少，她总给我钱，她总问邻居，“我婆婆在哪家干活儿呐？”别人告诉她我在哪儿，她找到我总和我呆上一段时间，然后才回她工作的地方去。后来，战争到处都打起来了，我这儿子也让人用枪打死了。
山崎：那么，儿媳妇是好人，虽然麦德让您头痛。
川本：不，还是我命不好……也还是我那孩子不好，他在吉隆坡的死圭布希洛地方给军队做饭。
山崎：进了炊事班是吗，老奶奶？
川本：是啊，麦德进了炊事班，他叫我也去，我要是去了就好了，我说是要去，正在犹豫呢，他就打人了。我儿子麦德打了人。你看，他被逮捕了，关进牢里……
山崎：哎呀！
川本：后来，我也一直想去看看，有人说：“麦德从牢里出来了。”我就没去。他出来那当儿说：“有个人跟我过不去，这人在苏尔加地方，等明儿我把他杀了。”儿媳妇怎么劝也没有用。这时又遇见军队的头儿叫他回去做饭，他回去了，又在那儿打了人。这次关在较远的监狱，自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到他。
山崎：那以后再没见着？那远方的城市叫什么？
川本：叫海本，那以后再也没见着了。
山崎：也没来过信？
川本：是的，什么消息也没有。已经三十年了。可能已经死了。儿媳妇也不知下落了。
山崎：老奶奶，您的命确实不好，那么，您的老伴对您好吗？
川本：他可是个好人啊，从来没跟我打过架。
山崎：他跟您说印度话吗？
川本：不，我只说马来话。
山崎：那您丈夫也说马来话，英语怎么样？
川本：他也只说马来话。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