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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十分懂礼貌的人。
啊，这个老太太就是阿作吗？这个人的母亲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虽说是养女，她也是这个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亲人了。除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妪外，世上再没有人了解木下邦的生平和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认为再也遇不见她了，然而却相逢了。对于佐野先生等引我们相见的天草人，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从阿作那里把阿邦的事打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与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识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养，不好直截了当地问阿邦开妓院的事。于是，我对这一点问得很委婉，只是请阿作谈谈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谈的归纳如下。在读这段回忆文字之前，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阿作对阿邦在山打根经营的八号馆绝对不使用妓院这个称呼，而始终把它叫作“咖啡屋”。
听到阿崎这名字好让我怀念她啊！她对我母亲照顾得可真周到啊，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啦。你来我家看我，真谢谢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当面道谢，你这一来，了却了我一桩心事。从前听我母亲说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确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么不知道。这件事一直作为一件没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你是她亲戚代替她来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一般。
你知道我母亲？——不会吧？我妈在婆罗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会直接地见过她的面，你太年轻了。阿崎那儿可能有我母亲照片，你看见过。
你说阿崎二战结束返回祖国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她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我母亲的照片全丢了？是吗？——那么，您就看看那门上挂的照片吧！是不是像个男人，那就是我母亲木下邦。
记不清拍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寿，日本人叫“还历”。妈妈说：“再不愿当女人了，我更年期也过了，今后做个男人吧！”她把头发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装照了个纪念照以表决心。你看她穿着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裤、白袜子、桌上放着丝帽子，怎么看怎么像个男人，我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决断的人。
我母亲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讲过吧，我不是她亲生女儿，是养女，她晚年的时候我们分着过的。伺候她养老送终的是阿崎。——可是，我母亲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时候听我妈说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离海很远，是一个贫穷农民家庭。我母亲出生前一年，天草的农民抵抗地方官发起了暴动，长崎港美国、英国的军舰首次进港，是动荡的年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卖废品也卖给中国人。后来，那两个中国人赚了大钱成为南洋屈指可数的富翁。他们每逢经过我母亲的商店就一定来问安，母亲叫他们老爷，他们忙说：“您可千万不能管我们叫老爷，您对我们有恩啊！”母亲家雇的厨子做了三十年饭的也是中国人，那个老爷子的名字好像叫阿变。
母亲开始经营咖啡屋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十五岁时从二江到山打根，养母的咖啡屋经营得可好呢！我十五岁是明治三十年，去山打根不是养母来接我，而是托船长和海关的人关照，我一个人去的，先是从长崎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马尼拉，又从马尼拉经普里昂岸到了山打根。在山打根湾，那船一半是货船一半是客船，我站在甲板上见到基那巴卢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山打根有虎、狼、猿、猴，还有马来猩猩、鳄鱼，我刚从日本到山打根看什么都新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中国人挑雨水来卖。在日本十二月是冬天，在那里十二月到一月是梅雨季节，那时存下雨水到旱季来卖。吃的米叫香米也叫紫稻。它是红色的米，把一升香米和二合糯米拌在一起做饭吃起来最可口。那地方不烧柴，点火用炭，做什么都用硬炭。
母亲最喜欢吃年糕了，托人从日本买来蒸笼、臼、柞，每月准吃一次杵的年糕。杵年糕需要有劲的男人，有时没有男子，母亲就自己杵。婆罗洲太热了，好容易做好的年糕保存不了三天。所以做完年糕吃不了一定要各处送一点儿给人。母亲不仅送人年糕，还爱做好吃的送人。用咖喱粉做整只的鸡，味道不合她口味就抱怨，我当时管帐，可真让我为难啊。我从日本去山打根，还习惯喝茶。红茶是锡兰产的，咖啡就是山打根本地种的，把咖啡豆煮了用臼捣碎了就可以喝了。西瓜、香瓜买日本人椰子园种的。西瓜瓤子没有日本西瓜那么红，是粉色的。
大多数日本人过年随新历，而母亲尊老礼过旧历年。其余的节日也跟在日本时一样。庆祝天皇诞生日天长节她把日本旗挂错成英国旗，还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呢。
我去山打根的时候，那里已有百余日本人了。有的日本公司在山上种椰子，气魄挺大，像干事业的样儿，但是办公司搞运输的人多。日本人开的咖啡屋有六、七家，一共有二十多个女人，其中有四人嫁给土人了，给洋人当妾的有五、六个。
你从阿崎那儿听说过了吧，我母亲经营的咖啡屋是八号馆。母亲像男人一样豪爽，为帮助别人把自己衣服卖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数得着的老板，虽然她是个女人，其他老板拼命剥削手下的女人，向华人、土人死气白赖要钱，母亲即便是在金钱上有损失也不干那种事，对谁都十分友善。过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