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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野马行动”新买的。脱下的是华贵的蒙妮莎，紧裹在身的是靓丽的华歌尔。今天早晨才第一次穿上。她从来没穿过这么高档的内衣，也没有一下就能解开内裤的一排小扣。她走到另一面墙的落地镜前，一面脱一面欣赏自己的胴体。皮肤闪着健康的亮泽。有点黑。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黑，但肯定不如霍菲菲的白。正被黑油油的长发遮住。她有非常漂亮的头发。如果助邦化妆品公司需要重新拍一部洗发水的广告，崔喜林一定会选中她。她的面孔看上去不会使男人驻步，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女人。也没有女人常有的过多的脂肪，是一个“健壮”的女人。她从小就喜欢运动。上小学时热衷于在操场上和男生踢足球，都说她是个野女孩。她偶尔也会撒撒野，照准了谁谁谁的屁股踢上去试试脚的功夫是否有长进。如今已经二十六岁，不像那些想不好到底嫁给谁的姑娘乐于装饰自己，也不会像她们那样在使人动心的男人面前总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她喜欢在办公室里玩哑铃，每天做二十个俯卧撑。“京东大嘴”这方面没一样能比过她，戏称她是“野马”公司的“野”老板。
实际上她不仅不“野，”相反还很脆弱。只是像少女接到第一封情书那样总把它藏的很严。她从不穿宽领宽袖的衣服，梗着脖子走路，无论是站是走还是坐腰板永远笔直。笔直的腰板是她的身体语言，似乎永远不能被冒犯。她与霍菲菲不同。霍菲菲心理上肯定有毛病，喜欢把自己似隐似露地给人看，偏偏不是对男人。或者不在乎是男人还是女人，她不行。她是国营大企业的小科长。在工厂里她不是一个女人而仅仅是一位科长。科长不好当，职工们看着。“处座”们盯着。不大不小的官自然要受不大不小的罪。她习惯于朴素的着装做一个朴素的女人。只有这样她才很快被提为科长，过于修饰自己的女人只能当情妇——工人们都这么说。她本来再支持一年就可以提为副处长，人们都说她属于一不留神掉下“海，”这话没错。材料供应科原本不管产品包装，企业简介一类东西的印制，厂长莫名其妙地就把这枯燥无味的工作交给了她。她为厂里花了六万元去印制新产品说明书，一家广告公司的业务员把发票装在信封里连同一千元现金交给她。她第一次悄悄“吃”了回扣。有了第一次也就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半年时间竟意外收入一万三千元。她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半年来她主管的五十余万元印刷业务，中间商至少挣了二十万。这个朋友也是搞印刷的，两个月前还为自行车胎老跑气而忿忿，现在找她来开了一辆二手天津大发。她终于看清了路数，也怕万一哪天回扣的事被查出来，匆忙“下海”了。厂长没有把她的劳资关系转到人才中心或街道，默认她自己去干公司，还把他的一个河南来的外甥女霍菲菲“介绍”给了她。霍菲菲来北京时才十九岁，在永安门火车站帮老板吆喝着往小饭馆里拉客人。一年以后到北京站改为帮小旅店招揽房客。又过了半年发展到为旅游公司的长城一日五游敢在大街上拽个外地人就往车上推。霍菲菲练就了一番人情事故，瞟一下直眉瞪眼的男人就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她不喜欢男人。在她眼里的男人个个人脏嘴臭。到野马之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干了四个月，那位老板怎么也没办法把她弄到床上去，倒是她把老板的老婆拖下了水，迷迷瞪瞪地受用她的“服务。”霍菲菲在那家广告公司时就总往珠海、深圳、厦门跑，明说是拉广告，却不见做成过一笔业务。走的时候兜里的钱恐怕只够单程路费，回来时钱包里面鼓鼓的。那些地方有许多被港商“包”下来的情妇，或许对男人见得太多，或许业余丈夫不在别墅时终日无所事事，反而对同性产生了兴趣。厂长肯定知道外甥女这些才把她安排给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要不也不会从广告商那儿只得到一万三千元回扣。霍菲菲刚来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喜欢”女人，那是以后的事。
一万三是开不了“广告公司”的，办个包子铺还差不多。京城里也专有为别人办公司服务的生意人，三绕两绕找到她，拿出五千元“打点，”又花了八百块“验资费，”便有了注册资金八十万的“野马广告公司”。买了必要的办公用品，预付一个月的房租，帐上满打满算不足五千元，在报纸上登不起招聘广告，便去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花了几百块贴了张启事，不料呼啦啦地就来了几十号人，看上去个个是高手，把她弄得心惊肉跳。
最使她震惊的是几乎每人都在搞“印刷。”无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开口就是“P基”、“彩稿”、“电分”。最初她不懂。道深一点的便弄出“二百网线”、“PV胶”、“香港分色打彩稿。”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满嘴都是“海德堡”。用了很长时间她才明白“海德堡”是世界上最好的印刷机。真不知道是谁是怎样就造就了满京城的“印刷专家”？她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凭科长的经验，选中了七八个面象老实的人，名片刚取回来就走了三五个。京城广告界是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三个月的时间里她甚至为“野马业务代表”印过三十盒名片，也废了三十盒布纹纸。走马灯似的流动。都喜欢转来转去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来的时候像她一样什么都不懂的不乏其人，两半月就自以为出徒，又去加盟新的公司或干脆自己干。她终于明白了，广告公司“玩”的就是老板。别指望谁谁谁帮公司带来效益，只能竖着耳朵听听他或她张口闭口的“CI”，不着边际的广告创意，痛惜中国电视广告水准普遍不高是因为企业者板舍不得投资拍大制作。这种“明白”是她的福气也是她的运气。很快就不在乎谁谁谁来或谁谁谁走。该来的总要来。该走的总会走。反正个个都是怀才不遇。
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不正常。从组阁野马公司之后，凭着面子她又回到厂里接下第一笔业务，自然还是印刷。为了得到这笔业务她狠心比自己主管时压低了百分之二十的价格，厂长爽快地答应下来。合同签了，百分之五十的预付款进了帐，看来“杀熟”自有它的道理。夹着装满照片和文字稿的大牛皮纸袋，寻遍北京有点名的彩印厂，她才发现这个价格恐怕连税钱都得赔进去。她又找了认识的那位朋友，不懂得生意场上再铁的哥们儿姐们儿都是“借钱不借路”。她同样不知道彩印厂的业务员是专“杀生”的，看见这位小姐连墨稿都不懂得便知是初学乍炼，第一次报价探探她的虚实。她等不到第二次报价，恨自己又恨那位朋友。看来当科长时五十多万的业务中间商根本没挣到百分之四十。要么就是一单业务做完总会有好心人告诉你贵了，如果换了他印价格不仅便宜的多质量还要好的多。是否真能又便宜又好永远不得而知。她抱着大牛皮纸袋回到家，脸上挂着笑，即便是对父母或哥哥、嫂子也不会流露出伤悲。关上门以后才一头扑在床上抽泣，流下了“下海”之后的第一滴泪。
在广告界或印刷圈她虽是个新手，但毕竟当过二年多科长，关键时刻能静下心认真思忖。她想起自己主管时那家广告公司是从哪儿印的东西？于是花了二百块请财务科长吃顿饭，允许她查一查原先的发票。她一看更晕了头，竟都是香港发票。她怎么都不可能夹着牛皮纸袋跑到香港去。哥哥发现了她的难处，得知后嘿嘿一乐。她吓了一跳，莫非哥哥也懂印刷？不是。他在车站货运处，每天都处理很多印刷品快件到站，而且大都来自深圳。有一位总是拿不出完税证明，不打不成交地成了朋友。她拿了哥哥写的地址跑到深圳，那人还算帮忙，只是在玩股票早不做印刷了，当着她的面给一个什么人打了电话，而后叫了出租车把她送到楼下，让她自己上去到三楼进右边第一个门。
接待她的人很热情，弄明白是带着十万元业务来的时候中午请她吃了一餐。在餐桌上，那人掏出一个折叠式计算器按来按去。她看不见竖起来的计算器上的数字，看见了也不懂。认真聆听了“植字”，“做稿”、“分色”、“打稿”、“用纸”、“PS版”、“过胶”、“装钉”、“包装”等等一堆术语，正经八百儿地上了一次印刷课。后来才明白那人根本没算什么，目的是探探她的虚实，一个回合下来便明白是接待了北京来的“一号大头。”还算给面子，留给她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