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午，我们从宽巷子出来后，时间猛然变得紧张起来，我们跌进了一团匆忙状态。丽恩好像觉得必须开始分秒必争，做完她上飞机前要做的几件事。照我的经验，我们的时间是足够的，丽恩要做的事无非是跟我去吃一回酥皮锅盔和白家肥肠粉，外加买东西化妆，而后我送她去机场。这不必太着急。但一从宽巷子走出来，丽恩似乎立即回到了清醒的现实，目光炯炯，注意力只集中在下一步她要做什么，如同我们在S国徒步时的情形。我在脑子里琢磨着最节省时间的路线规划，吃酥皮锅盔和肥肠粉的小店在磨子桥，要买成都特产的话最好去红旗商场总店，而后我们要回到南二环外的住处。丽恩嘴上不断地问：“怎么走？往哪儿？先去哪儿？这个方向对不对？你去问问他。”她说的“他”没有特指，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指路边的任何一个人，可以给我们提供路线咨询的人。在丽恩的催问下，我觉得我对成都相当不熟悉，像个毫无方向感的外人，而且毫不机灵。丽恩显得非常急，我干脆和她商量那就先去吃，然后去我们住处附近的红旗连锁分店买东西，再回家，那就很省时。丽恩马上同意了。我们打了一辆车，飞奔磨子桥。
吃和买总算都搞定了。回家之后，丽恩一头钻进卫生间，换上了一条黑色长裙，一会儿她下了飞机要直奔一个酒会。丽恩用一条丝巾扎了朵花系在脖子上做装饰，她大概没有随身带着首饰。她将头发盘了起来，并化了淡妆。在我洗脸梳头的时候，丽恩把该收拾的东西全收进了旅行箱，她的高效显然已是习惯。离起飞还有两个多小时，到机场走高速路用不了20分钟，但丽恩是要事事提前的人。坐在机场大巴上，丽恩跟我再度提到了马龙，她问马龙跟过去比是否有了些变化，是否成熟一些了。我还是没说出马龙和我的事情。
我以为在机场办了行李托运和换了登机牌后，还可以和丽恩找个地方坐下来说会儿话，离登机还早呢。可丽恩就打算进去了，她要进候机厅里等。站在安检入口外，因为已在眼前的离别，丽恩说着话眼睛又有点红了，她把胳膊圈在我的脖子上，再一次地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之类。她如此近距离的情谊把我堵住了，她让我发现自己感情表达上的问题，就算不是问题现在也成了问题。而这不是第一次。
我看着丽恩过了安检，向我招手后转过身去。
丽恩这趟匆忙的旅行到此结束。机场大厅一如既往地嘈杂，人流向各个方向涌动，最终不知所终。我想丽恩的现状于我仍是一个谜，如同我的一些事情对她也是谜一样。可又不全然是谜，我们好像都知道一点什么，仅仅是好像。
责任编辑 陈东捷
对写作的一次内心扫描
袁 远
算来我写小说也快10年了。尽管1998年才有第一篇小说发表，其实1996年就开始偷偷摸摸、没头没脑地动笔，写了就自己压着，像谈一场不被看好的恋爱。
我写得慢。写别的东西倒快，报纸杂志的随笔啊、特写啊、“命题作文”啊，几乎都可以一挥而就，但小说缓慢。说来我自己都奇怪，其实我是个急性子——当然是隐藏得很深的急性子，表面上别人总以为我散漫、镇静，唯我知道自己的急：做事情喜欢速战速决，一扫而光，一口吞下，然后干干净净的心里就踏实了。可是对小说，我就像中了邪似的，毫无道理地生出无限的耐心，自己就对自己网开了一面——写得多慢都不跟自己急，发表得多慢也不跟自己急，人总是捉摸不透的。
或许是我身上比较笨拙的东西起了作用，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写过：笨也是一种素质，天生的。世界变化这么快，生活的可能性如此多，我跟小说厮缠上后，竟然就一直不离不弃，这也不符合我好动的性格啊。但话说回来，体弱的人都这样，没有多余的精力，也就没有快速转舵的才能。在进入现在这个杂志做编辑之前，我在报界工作了9年，我身边的同事、熟人、朋友都在奋发图强力争上游，发财啦出名啦升职啦，那些事情，我要么没做好——比如发财；要么耽误了——比如结婚；只多做了一样无利可图的事情：写小说。还写得冷冷清清。
昆德拉说过，他写小说如同跪着前行，喻其艰辛。我在2003年之前，写得比爬还慢。一年就是一两篇、最多三篇发出来。2003年李敬泽先生将我的中篇《出轨》发在《人民文学》第五期的头条，是我着实没想到的，那篇东西之前被两个杂志拒绝过，令我很有些沮丧。《出轨》发出来的时候我人已在南非，在一所大学里殚精竭虑写英语论文，用朋友麦家的话说：你这人就这么笨，这么好的势头，你不一鼓作气多写多发，一抽身跑了。做事太随性。2003年整整一年我都在对付英语，英语那种语言跟汉语完全是两套不同的体系，两张结法不同的网，它们把握世界、体察内心的方式各行其道，它们的思维脉络千差万别。我承认英语的漂亮与清晰，它有自己言情状物的优势，可放到我身上，用英语写东西我是摸不准脉搏找不到感觉的。我还是要回家，回到我的汉语里。
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在英语那儿遇到的难题或许跟我对汉语的过度迷恋有关。大学里我写过诗，当我尝试写小说时，发现写下的句子和段落竟然可以如同超现实的秘密的花，可以在阅读中被心灵、回忆、经验和情感层层打开，散发出浓淡不同、层层递进的香味或其他复杂滋味，使我惊喜无比。汉语这种语言的多义性和形象感给我们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在表达上费了很多工夫，力图让写下的文字有趣并耐得住琢磨、经得起咀嚼，这大大阻碍了我写作的速度，也使我走入一道窄门，当然，这是后来我才意识到的。
但有一点我是坚持的：描述内心的波澜与风吹草动，触碰那看不见的、深埋于黑暗中水面下的混乱、不安与迷惑，一个巨大的阴影中的世界，与我们显露在光线中的面孔、身姿、举止、情绪和故事相互渗透，相互擦亮，相互使绊子，又齐头并进，共同构成一个滋味莫辨的现实。我并不打算忽略生活中那片显性的陆地，风土人情、砰然作响的事件、人来人往、摆在桌面上的欲望和话语，但说到底，究竟是什么在切实地影响我们？是什么使我们在骨子里困惑和恐惧？又是什么让我们在纷纷扬扬的事物的获取中、覆盖下依然感到虚幻？
这不是故作严肃或好高骛远，活着为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活着之类的问题，从年少时就困扰着我，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远不能说自己就能写出了那种秘密，但既然我抓着了笔，选择了这个工作，我就必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内心想法。
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阿来老师在一间咖啡吧里和我谈小说，他说到我发在上一年《大家》上的一个中篇《暗扣》，建议我更多地去关注“他人”，不仅将自己生活范畴里的人和事描写得准确，也能够将其他看似“与己无关”的人的情感、内心和故事准确地表现。我知道，不少女性写作者的写作都有从自己出发、绕着自我的打圈圈的问题，尽管有评论说《暗扣》中已有摆脱自我的趋向，从我自己的角度，《暗扣》想写的就是那种不是问题的问题，是困扰众多敏感心灵、与基本生存状态有关又被喧嚣遮盖的实情，是硌着我们神经的一片散沙般捏不成形的现实。但阿来先生所言，正是我需要突破的。
成都历来是个诗歌之城，诗歌发达，民间生活热闹，但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刊物，更没什么人、什么事情推动你去干写小说这种貌似轻松、实则辛苦的活儿——干吗不去跟朋友喝杯茶呢？起码对我来说，写小说只有靠自己摸索、自己坚持。好在我周围有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这样严肃的写作者，他们多年来以一颗纯正的心面对文学。我喜欢听他们谈天说地，跟他们一起谈论书籍、小说和其他。他们给了我不少的鼓励，也使我在写作这根自来孤独、如今更与主流生活相去甚远的道路上感到温暖。
这些年来我一直写的都是中短篇，自己高兴的是，跟过去相比，写作这棵树如今在我心里长得日益结实了。我曾经对自己的能力相当怀疑，并被这种怀疑弄得苦不堪言，这种自我折磨至今依存，可无论怎样自己比以前坚定了。有很多故事进入了我，在我心里呼之欲出，为怎么表达它们我有时那样烦躁不安，有时又暗自狂喜？在这片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