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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年轻代表、国会中惟一的黑人共和党议员格雷·弗兰克斯当面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在我向他及其新议员同仁们讲述了1月份海湾地区的情势后，弗兰克斯走到我面前说：“我要感谢您帮助我当选。”
“我帮助你当选？”我反问，“我可没有参与政治呀。”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在我的选区里，白人选民强调黑人除了善搞民权运动外，在其他方面也要有能力。多亏了您。他们看到了一个能跻身于白人世界的黑人。而这就帮了我的忙。”
我赞赏弗兰克斯说的话，因为我也是靠黑人先辈的肩膀支撑起来的人。
※ ※ ※
总统从戴维营回来后，恢复了他在星期天晚上邀请“八人帮”到白宫开会的惯例。1991年1月6日我们在那儿聚会。晚餐之后，他领我们到他寓所的小办公室里。他说，我们要做出一个决定。联合国要伊拉克军队离开科威特的最后通牒，9天后就要到期。国务卿贝克出访欧洲，他将赴日内瓦与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会谈，以便做最后的努力要伊拉克军队和平地撤走和避免战争。还有一周之后，众参两院将辩论是否授予总统就科威特问题进行战争的权力。切尼认为反对派可能会挫败该决议案，而这样一来将置总统于何地？乔治·布什曾公开说过，他欢迎辩论并准备冒国会可能不同意的风险。我本人主张国会要表明立场。我曾目睹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避免说战争是战争（不说较直截了当的“战斗中死亡”而说“在敌对行动中阵亡”以及其他明显的闪烁其词）而经历的种种扭曲。我也知道，不管国会做出什么决定，布什总统也不会退让。他那天晚上所要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时候开战。他问我的意见。我说：“170300，总统先生。”即利雅得时间1月17日凌晨3点0分，我们发起进攻。
空战开始时间定于拂晓前，那是早就同意了的事。深夜出击可使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有充分的时间在几乎全夜暗的条件下进出伊拉克的领空。选择这个时间还可把附带损伤降至最低限度，因为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在家里，不在街上或工作岗位上。然而，开战日期问题却引起了一番辩论。按联合国的截止日期，华盛顿时间15日到期。那为什么出击不定在1月16日3点呢？有一个人这么提问。而对其他人来说，这看来算得太精确了，好像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投下炸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在截止日期过后等得太久，以免丧失信誉和国会反对派制造新的障碍。我认为，截止日期过后大约两天时间似乎是一个合理的折衷方案。
当开战时刻临近之际，我发现把职业军人施瓦茨科普夫的情绪和坚定的文官切尼的情绪做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诺姆依然是动辄发怒。他是司令官，有50万条生命取决于他在战场上的决断，他秉性急躁，好发脾气。而且他心中还有个疑团，国内那帮纸上谈兵的战略家们是否真的了解战场实况。
战斗前夕的平静尚未降临到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身上。
切尼曾有过短时间的信心不足，随后再度成为沉着镇静、泰然自若的典型。当进攻发起日临近之际，我邀请他光临我的办公室共进午餐。他做过心脏冠状动脉的搭桥手术，要遵照他的秘书制订的严格的饮食规定，我们极少在社交场合中聚餐，那一天我想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让他打破进餐禁忌，于是就让希·休斯订购了干酪汉堡包。我们最后一次仔细地审查了目标清单。他似乎早已记住了内容。此人对信息的要求如饥似渴，以致我们很难满足他的胃口。他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花了几个小时，接二连三地向参谋人员提问题。坦克的性能怎样？“爱国者”导弹呢？你们是怎样汇集整理出一项空战计划的？装甲步兵在战场上怎样发挥作用？你们怎么穿越雷场？他把汇报人问得理屈词穷。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这位文职国防部长在谈论军事问题时也像个军人了。到那顿干酪汉堡包午餐结束时，我认为迪克接受的军事教育已告完成。联合参谋部作战官汤姆·凯利安排了一个仪式，我们赠予迪克一张证书，证书上写着理查德·布鲁斯·切尼现为所有军事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当然，任职华盛顿的切尼之所以能冷静，部分原因是他毕竟与战区远隔重洋，而施瓦茨科普夫之所以紧张不安，部分原因是他必须在现场指挥部队作生与死的战斗。
1月15日，当进攻发起日临近时，我接到我的英国同事戴维·克雷格爵士打来的焦急不安的电话。“科林，你们还打算轰炸伊拉克的生物战设施吗？”他问。我说我们有这样的打算。“那可有点风险，是吗？”克雷格的话不无道理。两天前，我曾向总统提出我们主要的军事判断。轰炸这些工厂是有风险的。轰炸可能摧毁现场的病毒战剂，但也可能把病毒释放出来。这是一场赌博，我告诉总统，但我们迫不得已还得这么做。他的心情已经焦躁不安，而这新的忧虑更不会使他宽慰。
我对伊拉克军队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依然不很担心。我们的部队人员将穿着防护服，很多人都坐在快速移动的有屏护的车辆中。但是生物战剂令我担忧，只要有一个人死于细菌战就会对公众造成可怕的影响。我们又不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因为我们是禁止生物战国际协议的签字国。但是，我们不得不准备对付萨达姆的最糟的冲动行为。如果我们遭到非常规攻击，我们随时准备进行非常规反击，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在截止日期即将过去的那一天，我草拟了一份致萨达姆的警告电文，内容如下：
严格遵照日内瓦公约和公认的战争规则，只能使用常规武器。如果你违反条约义务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我们决心：摧毁你们的商船队；
摧毁你们的铁路基础设施；
摧毁你们的港口设施；
摧毁你们的公路系统；
摧毁你们的石油设施；
摧毁你们的民航基础设施。
我把最厉害的一手写在最后，那是一种恫吓，目的只是要吓住他，而对这一行动我们的律师是会否决的。如果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写道，我们决心摧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斯河水坝，水淹巴格达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我试图通过有关渠道传达这一信息，但渠道尚未打通，时间就已到了。然而，我方仍是按照这一信息的精神行事的。我们决心打一场快速的毁灭性战争，除非萨达姆迫使我们采取其他手段。
至于轰炸生物武器库及随之而来的不是防止而是引起一场灾难的风险，我向戴维·克雷格爵士说：“如果这场灾难向南发展，你惟我是问好了。”
布什总统对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总有诀窍不使他们感到紧张。他总是面带微笑地说：“嘿，迪克。嘿，科林。你们听说过有关一个精神病医生，他……”但是，当我们在1月15日，联合国截止日期刚过的那一天聚会时，他脸上毫无笑容。“八人帮”到达时，他几乎都没打招呼。我们在壁炉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长沙发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总统仍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这把椅子他当副总统时坐了8年，已经坐习惯了。我解开了我的军服上衣的钮扣，这是我感到紧张时的一种不自觉的动作。总统的情绪似乎感染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讲话很生硬，其他人讲话时焦躁不安。我们谈论了对法国人所推行的最后的外交策略怎样处置最为恰当，顺便我们又再一次议论了生物武器威胁问题。
我们还讨论了战斗打响时总统向全国致辞中该讲些什么。
我说：“我马上得向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下达一项执行命令，如果我们要开始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