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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我们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透明的心。江玫的信赖和向往，也是祖国黎明期那个生机勃发年代一整代人心中拥有的真诚信念。《红豆》写的是一个真挚的，富有悲欢苦乐的复杂的内心故事。它毫不掩饰地写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时，对个人情感的眷念与追怀，从而呈现了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青年女性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与曲折。《红豆》当然保留了那个时代过分的单纯感，但却以它的诚挚和时代真实性，获得了久远的艺术生命。它如同一个并不消逝的青年时代的梦，始终保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里。
一个作家离不开时代的困域。当时代、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异，作家必定面临对新的生活的思考和探寻。当十年的灾难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向人们走来的是一个新的交替、大转折、大变革的伟大而又艰难的新时期。整个时代显得错综纷坛，凝重滞涩，人们也在国家民族历史性重负下憧憬、追求、奋斗。宗璞在这不平静的变动的生活背景上，重新陷入了对于生活执著的探求。
宗璞在前进的生活中探寻，也在生活的探寻中前进——虽然她占有的依然是那平静的校园的一角。早在《团聚》中，宗璞已敏感地捕捉到了某些人生活日趋物质化的信息。她感叹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受到市俗的污染。对于这种污染也表现在《米家山水》和《核桃树的悲剧》一类作品中。那字里行间缕缕飘散着失落的怅惘情绪：“她现在是和亲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饥渴的甘泉却不知在何方。那本该属于她的，属于她这一代人的。”（《团聚》）
宗璞仍在执著的寻求之中。合理的生活，美丽的心灵，崇高的人生，依然是她探求的核心。《团聚》中的绾云，始终在寻问人生的无限到底在哪里？这“无限”，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超时空的内在的、精神的美。《团聚》与谌容的《人到中年》和戴晴的《盼》题材相近，但却表现出这三位女作家不同层次的人生探求。它们有各自的价值。《人到中年》和《盼》较逼近生活实际，更具于预生活的问题小说的尖锐。而宗璞则是在精神层次上进行探索。后者比前者似乎显得优雅、纯净，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却没有前者强烈，因为前者与人民现实生活更贴近。
中国古典文化的潜在影响在宗璞此类作品中日益明晰，甚至构成了作品基调的意蕴。从《团聚》中辛图的舅舅，那位老人那里可以窥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风貌的延续。老人信守学业，而不随市俗蝇营狗苟。他只谋求在自己的本位上尽责的人生要义：以“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尘上”的信念，泰然面对自己的寥落。《米家山水》中的米莲子则有一种中国写意山水那样的性格：恬静、雅致、悠远、淡泊，具有内涵的灵韵。她面对平庸纷扰的环境，寻求自己内心的净化，向往安徒生《海的女儿》那颗为了别人幸福，宁肯忍受痛苦和牺牲的美丽、善良的灵魂。她始终以严肃的自我审视，去寻求与刘成的心灵沟通，最后甚至决定舍弃自己出国的机会，去成就刘咸的事业。但事实上这也未能如愿。
在这种现实与理想不相和谐的情况下，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丽、纯净的思想境界：这就是她和她丈夫各自的创作天地——古文字研究和中国画创作的世界。他们进入这个境界中超脱一切，并通过自省的智慧去成就自己理想的人格。小说以热烈的笔调，赞美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清风习习，朝霞绚烂，一片宁静自得。宗璞创造的这种境界对探求人生意义来说，无疑有一种特有的向上力。使人产生一种超拔空灵的精神向往，向往个人思想的高尚，灵魂的纯洁。
在《核桃树的悲剧》中，则以“弱者的自卫”，一种决然的超脱来护卫自己人格操守。主人公柳清漪与她的核桃树命运相同，她身心交瘁。但从不懈怠，可叹的是连那种与世无争的要求也信守不住，只好亲手砍倒了与自己相近相似的核桃树，导致了“有用之材不能终其天年”的悲剧。它得自《庄子》哲学的启示，发出了对特有的一类人的命运的喟叹，表达了对现实的某种关注。这种“弱者的自卫”显示了作者的愤激。记得孙犁说过：“凡是惯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耕堂读书记》广弱者的自卫”表现了主人公在困境中不失操守的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这仍然体现了中国知识界的传统人格力量对于现代生活的渗透力。
生活的丰富纷纭，也显示了作者人生寻求的广阔。她也曾通过于斌（《全息照相》中的实验员），不苟且于生活而积极创造，对因袭保守的价值观念提出怀疑。于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努力寻求以自己平凡劳动为社会创造服务的自我价值。在五十年代的《红豆》中，宗璞曾经向我们展现那一时代青年的心灵世界。在那里，江玫以全部的赤诚把个人的理想、愿望、爱情献给了新诞生的社会。她意识到自己原有的，为她所眷念的世界与新的生活有着潜在的不和谐，她决断地否定了占据她的隐秘内心的一切，这对江玫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否定。因此，五十年代精神，在江玫身上强烈地体现为一种自觉的自我否定意识。生活在发展，而且是曲折地发展。五十年代的江玫，换成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于斌，他的性格的成熟，体现了生活的成熟。如今占据于斌内心的并不是那种否定自我以适应现实的意向。作家痛感个性的消失。从江玫痛苦的否定到于斌痛苦地寻找个性的复苏，这里，我们可以满听到作家跟随生活前进的、轻轻的、然而又是郑重的足音。
三、她有恒久的憧憬
——人间的友爱和温馨
像宗璞这样，以深受中国文化道德的浸润，深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又长期生活在五十年代以来人与人诚挚、单纯的关系之中的作家，她始终怀着人与人美好关系的憧憬，并渴求人情的温暖，是毫不足怪的。由于那个失去理智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触发，她曾在多篇作品中，蕴蓄了这方面的主题，并寄以深沉、炽烈的情感的呼吁。这其中，有对那个兽性年代践踏和污辱的愤激的抗诉；有对保持自尊、自爱的人格力量的探求；也有对业已失落的人世间温暖的寻觅。
《三生石》是一部描写灾难和痛苦的作品，却充满了对独立人格力量和对真挚的友谊和爱的赞叹。它在深沉而浩大的忧患背景上，写了菩提、方知、陶慧韵等几个文弱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灾难接踵而至几乎陷于绝境中，获得人生的坚信并战胜命运的挑战。他们不仅从梅、兰、竹、石等中国哲学和艺术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征中吸取“骨”和“志”的力量，甚至从老庄和排宗哲理中寻觅解脱困厄的津渡。他们的超脱和彻悟，相信无所求也就无所失的自我超脱，这当然显示了出世和虚无。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过超脱、避世的外壳，却强烈地显示了内心的执著人生，对生命充满信念的光辉。因此，菩提和方知，在当时沙漠般的世界上，面临一个又一个的袭击，不畏惧，不哀伤，而是迎着苦难走去，在从容和缓之中，透出做岸和坚毅。这部作品惊人之处是，它创造了一种沉郁的以柔克刚的美。
人们往往会在蒙受苦难的时候，萌发起慈爱和友谊的渴念。“菩提和慧韵做邻居不久，便常暗自庆幸。在那残酷的、横卷着刀剑般的世界上，他们只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块绿洲，滋养一下她们那伤痕累累的心。”窄小的勺院内，有动人的爱和友情。陶慧韵身上表现的友爱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抛舍自己的慈爱精神，都超过了她自身的负荷力。在这种沉重的超载中，作者让我们感知到人类的善良、坚忍和牺牲等的道德力量。
《三生石》写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难中的真挚的爱情。正如方知所说，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亲友商量，恐怕谁也不会赞成他的选择。但他凭他那充满感情的没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来到菩提身边。正是方知的爱使菩提这只飘荡的小船，从此依傍在三生石上，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同样，方知由于得到菩提爱情的抚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与生活的联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