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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出山”后的一篇得力之作，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通过搞瞎指挥、浮夸风而步步升高的公社书记老甘和坚持实事求是，不畏邪恶而遭打击、迫害的老党员老寿的描写，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借以唤回党的革命法宝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文渗透着感人的脉脉之情。
《着暖色的雪地》作家用深沉、哀伤、痛苦的感情写了一个画家的人生悲剧，以唤起社会关心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她把两位主人公董毓德和章泯比喻为折了枪、坏了舵的难船，通过两人意外地相遇和撕心的别离，控诉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人造成的灾难。茹志鹃以极其严峻的目光，审视着时代的锈斑，进一步显示出她的胆识和力量。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同上）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她从那条路上来》作家描摹了旧社会的悲苦生活，并给予无情的鞭挞。是茹志鹃不可多得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改变了她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创作趋向，依然保留了原有的艺术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开拓。作家通过对也宝纯贞心灵和敏锐目光的描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称得上一幅清新、浓郁的风俗画。
茹志鹃文革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她在长于细腻的人物心里刻画的基础上，有些篇章使用了现代表现手法，突出描写、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着暖色的雪地》等篇章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不给人以脑懂和“飘”的感觉。
其次，为了适应新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小说的篇章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采用“意识流”的时序颠倒或跳跃方式概括时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峰。
在语言使用上，除保留浓厚、抒情的色彩外，略显冷峻、深沉、富于哲理，间或也运用较为辛辣的嘲讽，以显示鞭挞的力量。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比喻为“静夜萧声”。这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她深情地对读者说：
如今“静夜萧声”又将引我去穿山渡水，爬岭越峪，去学习，
去追求。……“静夜萧声”这是先生最后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新的
努力的开始。（《二十三年这一‘横’》，同上）。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邢院生
邢院生
阎纯德
生活恩赐我许多朋友。邢院生就是一位。她是名作家萧乾介绍给我的，那是1982年——迎春花正在北京的旮旮旯旯儿偷着露出笑脸的时候。不久，我便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叛女》；又是不久，我去看她，为了能在她身边发现点儿“叛女”的什么。但我们没有长谈，她太忙。这匆匆的一晤，留下的只是印象：瓜子脸，不胖，神采奕奕，眸子里透着微笑、善良，也有无情岁月的风雨吻过之后甩下的朦胧影子。
一晃几年，我从法国执教回来，又见到她。她还是她，一点儿没变，连条皱纹都没有，看不出她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说她驻颜有术，往多里猜，也不过五十来岁。她开心地笑起来：“大家都这么说，真是谢天谢地了……”
1988年初春，邢院生行色匆匆地来我家三次，连坐下都不肯，更甭说喝茶闲聊。她对我说：“你忙我也忙……”于是我们站着说话，她说完就走。
我很理解，她是个痛快的人，没有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不会客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平等待人，总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是一个直率真诚，坦坦荡荡的人。
有人说她是女强人。
有人说她有菩萨一般仁慈善良的心。
有人说她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心怀高远。
我并非木石，耳能听，眼会看，心能感。说她“现代化”，非指穿着，是说气质。
她是医生，却成了作家。她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工作，退休后又忙着为服装、儿童玩具、贸易、建筑出力献策；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老气”，就是一般中年人也比不上她争分夺秒的忙劲儿、朝气勃勃的冲劲儿和干劲儿。她的儿女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德国，人家劝她出去游游转转，或于脆在异国“享福”，她一笑了之：“也许有一天会去看看，但我到那儿没有用，还是在自己家里好，有的是事儿做……”这样的话，我亲耳听过两次，令人感动。
中国，如此辽阔的大地，不知出过多少传奇人物和故事。邢院生，这位生在古都开封的甘肃通渭人，生活及创作就很有一些传奇色彩。
关于她的家世和个人生活，从来没有对我细讲，总是三言两语，“搪塞”而过。她自己也说：“关于我，你什么也不知道……”自然，这是夸张。但她那迷离的传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轮廓。
她父亲邢肇棠，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革命。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因参与倒蒋活动被通缉，被迫上“梁山”，弃家而去，毅然加入共产党的行列。母亲陶默厂（an）是清末端方的亲侄女。端方何许人？——一清末大名鼎鼎的命臣，字陶斋，号午桥，为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先后为举人、员外郎，光绪二十四年出任直隶霸昌道，尔后又在京师创立农工商局，任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端方颛志兴学，力主派遣学生出国深造，后又出使多国考察政治。再后，与其胞弟端锦在四川保路风潮中入川，皆死于哗变军官刘怡之手。端方笃嗜金石与书画，是有名的收藏家，著有《陶斋吉金录》及《藏金记》等。
陶默厂就出生于琴瑟喧阗、诗书朗朗的阀问世家，从小喜爱经史诗文、琴棋书画、说拉弹唱，并无所不工，尤其戏剧艺术，早年与梅兰芳过从甚密，是梅氏第一代女弟子，成为京戏舞台上的“名票”，被戏曲界呢称为“陶六爷”。陶默厂的戏曲艺术天才没有影响邢院生，却陶冶了胞弟陶荣生，使他真正成为当代京戏界的“名票”，名扬四海。
民国之后，贵族家道日趋没落，家产荡尽，但吟诗作赋、挥墨绘画的遗风依然甚盛，影响了几代人。邢肇棠因革命而“出走”，使不安的生活更加动荡，全家的生计只靠母亲唱戏来维持。邢院生同母亲相依为命，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生活的黎明。她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里成长，一本《白香山词谱》，把她引进文学的百花园，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她先后在南京豆腐巷小学、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培元小学就读。上学后，她取学名陶稚厂，我想这也许是为了对母亲含辛茹苦的纪念，或者为了避灾。1939年，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读书时，她在年刊上发表诗歌《思父》，后又发表过散文。1946年，在谢冰莹主编的《妇声》上发表短篇小说《被践踏的幼苗》。这是记忆中文学曾给她带来的兴奋。但她没有做要当作家的梦。
人生不好预测，有时会像一朵云，被风吹到不可知的地方，聚散无常。
1948年，战神南行之时，曾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长的邢肇棠，从延安归来，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父女离散之苦。接着，他先任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