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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庐隐自传》）这是她对自己童年一个满怀怅惘的小结。
二
庐隐十三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小、身材小，因而处处都被同学优待，似乎第一次发现人间还有友情。但学校的规矩太严，压迫太狠，在那个牢狱般的环境里，动辄得咎，所以每逢星期六回家，她都像被囚禁的鸟儿飞回树林一样高兴。可是到了星期日，一吃过午饭，心情就紧张起来，因为下午四点前，必须回到学校。当时，她总希望自己生病，好躲一躲那可怕的学校生活。尽管如此，她们总还是不停地在这个罗网里寻找那小小的自由和快乐。她和五位好友结成了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她们调皮的主要形式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著上有所异样，便开始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那人被笑得下泪方可罢休。
中学一二年级，是她年龄上的黄金时代，就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三年级，她十六岁了，生活在她天真的心镜上投下了一些暗影，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爱笑了。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而她，对于结婚却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就在这时候，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那些多情善感的小说，尤其适合她的脾胃，从此她的兴趣一天大趋向文学，在学校还得了一个“小说迷”的绰号，连家里人都知道她爱看小说。
她在舅父家里认识了一位表亲林鸿俊。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庐隐从他手里借了徐枕亚的那本描写一个多情而薄命的女郎的遭遇的小说《玉梨魂》，情节凄婉，使她淌了不少眼泪。后来他发现庐隐是一位多情的人，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十分同情，且为他也洒了眼泪，这样他们俩渐渐亲密起来。接着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而她的母亲和哥哥觉得他太没深造，家又穷，因此拒绝了他。当时庐隐正莫名其妙地憎恶和恐惧结婚，并想过一生独身的生活。但母亲和哥哥的作为激起了她一腔义愤，她觉得自己有必要挺身仗义反对母亲和哥哥，于是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强的性格，只好答应。她签了字，接受母亲的条件：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婚礼。
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暂时不能继续升学。这时，母亲希望她工作，以帮助家庭。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无可奈何地思考着，彷徨着。但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家多园艺教员。她被吓了一跳。那耍棍棒、操哑铃球杆，她还可以，而家事园艺于她根本一窍不通，那时她连父族母党的称呼都还弄不清呢，种花培草，如何布置庭院更是不懂。这个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都是俗物，教学上她努力去做，并精心组织了一次颇令校长满意、又为学校出风头的运动会。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比她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这种挑剔正中了她的心愿，使她有了借口，于是春假过去，便悄然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
辞职后，在1917—1918年间，应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校长、原北京慕贞学院同学舒畹荪女士的邀请，她要远走高飞了。这时她心里跳跃着活力，摆脱家庭，独立生活的理想兴奋着她，在她回忆起安庆任教时的心情时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笼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泻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作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这是她当时心情的淋漓尽致的写照，看得出来，家庭和学校的束缚，并没有禁锢住她对自由、美好前途的追求。
在安庆这所小学，她担任体操、国文、习字和史地等课，得到许多学生心悦诚服的赞叹。这时她第一次与在那所小学兼课的苏雪林相识。不过那时的庐隐喜欢东奔西跑，她渴望着生活的风雨，锻炼她那刚刚长出的羽毛，所以看命的人说她正走着驿马运。在安庆，她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半年后便回到了北京。这时，恰巧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她到了开封。但那里环境腐败，流弊积年，守旧的教员视言论激烈的庐隐为名教反叛的危险人物，在怕被挤掉饭碗的原校教员的怂恿下，一些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同她作对，给她难堪。花开花落，在这个受气的环境里，熬到了暑假，她像逃出了牢笼，欢天喜地地在京汉路上高歌激云一庆祝自己得以返回北京。到了家里，母亲骂她没长性，她的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新的雅号——学期先生。
社会，好比一个大海，庐隐就像一只小船。她漂流了一年多的时间，虽有风浪，但这只船儿没有沉没，她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五四”前夕的新思潮，在各个角落激荡着，她觉得自己必须进步，应该学习，不能再教书了。可是为了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只好再到安庆教半年书，积攒学费和保证金。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考进了该校国文部，作旁听生，经过学期考试后，升为正班生，暂时结束了使她感到厌倦的教员生活。”
三
庐隐怀着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告别了幼稚的时代；社会的磨炼，使她改变了原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在那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面前，她自惭形秽，觉得处处不如人。
第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她不懂，却也不敢问人，怕被取笑，只好钻进图书馆，读了注释，才明白了一些，然后又用了一天的工夫才写出一千多字的文章，后来怀着丑媳妇终要见婆婆的心情，不安地交了卷。但没想到，这篇作文竟被选入学校的《文艺观摩录》，老师批语是：“立意用语别具心裁，非好学深思者不办。”从此情绪高昂，那种事事不如人的思想为之一扫，那些高傲的学生也便对她也另眼看待。年假大考以后，她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于是她们由旁听生升入正班生。这时期她的学习顺利，但心情悲苦。母亲不仅经济上不帮忙，还时常责备她，使她“等是有家归未得”，独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云天，观过雁，暗e抛泪。觉得人生无趣，这时她喜读庄子，满怀出世之想。但这时正值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新的学说激荡着她，许多闪光的思想照耀着她，她痛恨封建礼教，向往光明自由，她的灵魂里浸透了叛逆精神。当人们把那些新学说、新议论视为洪水猛兽，当一位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向她吐舌头、翻白眼、冷嘲热讽时，庐隐却大胆地独自同情她，鼓励她勇敢前进，从此庐隐也被视为“新人物”了。
“五四”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冲淡了庐隐心里的悲哀，她精神焕发、时常处于兴奋之中，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积极做些社会工作。为了福建的问题，她被女师大选为福建同乡会代表，到北大、师大开会，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后来又被选为几次大会的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