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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芳蓉:《琦君访问记——那颗歌唱的心灵》
四
形成独特风格的作家,在作品中即使不标上自己的名字,也能使读者见其文而知其人。正如我们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就会判断这是苏东坡所作,一读一杨柳岸晓凤残月”,就认为是柳永所为。我们也可以从“等国奉比,又惹轻愁起”,看出是琦君笔法。琦君散文的独特性,是“无论写人、写事、写物,都在平常无奇中含蓄至理,在清淡朴素中见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浓妆艳抹的豪华贵妇,也不是粗服乱头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①。她的小说,又以宣扬爱的完整、爱的牺牲和反映台湾司法界特殊生活而与别家大异,她的词,更以情深意切取胜。总而言之,琦君作品的独特风格是跟她独特的艺术思考和艺术追求分不开的——那是对真、善、美的思考和追求。
①郑明娳:《谈谈琦君的散文》
无疑地,她的作品都是真实的。她的写作宗旨是:“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读;她的词,填的更是真人真事真景;她的小说,或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是在生活的真实上升华为艺术上的真实。至于善,她的每篇作品都是证明。我们还可以特别举出《百合羹》和《岳母》两篇小说来说明这一点。前者的阿翁不愿孝顺的儿媳再嫁,后者的岳母不愿女婿再娶,但作者把这两个素材写成小说后,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性格发展都有了变化。《百合羹》中的阿翁,万分体谅儿媳,主动说合,盼望她能与邻居青年君甫再结良缘;《岳母》中的岳母,也是善体人意的老太太,爱女婿的新婚太太如同己出。琦君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太多,为什么不透过文章多多宣染祥和美好的一面呢?”①这又一次显示出琦君慈善心肠和温柔敦厚的个性。
①琦君:《钱塘江畔序·细说从头》
琦君所追求的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艺术美。正如宋代黄庭坚所说:“文章的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这类佳作,常在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的寻常事物中写出独特的见解和新意,这种艺术,常常表现日常生活,常见事物,人之常情等寻常题材,善于从中发掘并表现出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在人们共同的思想感情中写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琦君的作品,特别是散文,正是这样的佳作。如《小玩意》写小女儿憨态可掬,兴高采烈玩玩具,却不知送玩具的姨娘给母亲带来多少痛苦;《金盒子》把姐弟深情,写得多么纯真、动人;《下雨天,真好》,《下雨天,真不好》似乎是两篇内容完全相反的散文,却同样写出对故乡、对童年生活无尽的思恋;《想念荷花》更是将诗情画意溶于一体的精品,我们甚至可以闻到荷花的芬芳,听到采莲的歌声,看到父亲和老师的慈颜。而这一切,是用最朴素最自然的文字写出来的,却又实在构成了表现父女之情,师生之谊的人世间最美的画卷。难怪托尔斯泰说:“如果世界上有优点的话,那么朴质就是最重大最难达到的一种优点”。
如果要求全责备,即使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找出他作品的不足之处。对琦君来说,也许她离开大陆太久,对海峡这一边人民生活不够了解,某些作品,在内容上有些偏差;在艺术方面,个别作品含蓄不足,直露有余。
琦君在创作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愿这颗璀璨的文学恒星,永远照耀台湾文坛。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陈敬容
陈敬容
孙瑞珍
1989年11月15日,著名诗人陈敬容治丧办公室寄给我一份讣告。讣告上写着:陈敬容于1989年11月8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根据本人遗愿:治丧工作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兹定于1989年11月17日火化。
她的遗愿像她的一生一样,平凡而简朴。陈敬容活着的时候,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独自一人,在都市的一角,过着平静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死后也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一个人带着她的诗和情,静悄悄地走向另一个世界。
接到讣告后,我久久不能平静。陈敬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她一生的不幸和坎坷久久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和她住在一个四合院里,那时,我的孩子很小,又要去十几公里以外的郊区上班,她常常过来关照我。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每到甜枣收获的季节,她总是捧着一个小碗,给我送来一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我觉得她很热情,像母亲般地关怀我。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彼此也还算信任,空闲时常坐在一起聊聊。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但从不谈她的过去,更不谈她创作上的成就。时间久了,我从周围人的口中对她过去的生活知道星星点点。
十年浩劫,我和她完全失去了联系,各自都离开了这个四合院。1978年,为了编写《中国文学家辞典》和《中国现代女作家》,我又想到了她,几经打听,才知道她的确切地址。一天,寒冷异常,北风呼啸,我和一位朋友来到位于北京正南方向的一座寺庙——法源寺。那时的法源寺还没有修聋,一幅破落、凋零的惨景,院子里来往的人很少,走进里院,使人觉得有些惊然。有人告诉我陈敬容就住在这座破庙的一间房子里,按照看庙人的指引,我找到了那间房子,庙的后院有三间瓦房,分住两家人,中间的堂屋,两家公用,放些碗橱等零七八碎的东西。两家人的门口都是锁头将军把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有格子的木棂窗,屋子里很黑,我只好趴在窗玻璃上观察,判断陈敬容住在哪间房子里。很凑巧,诗,帮了我的忙。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不太整齐的杂志,正中间,有一堆摆放不很端正的稿纸,我一眼认出,那上面的字是陈敬容的笔迹,那是她的诗的手稿,我在门上给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回来的路上,我高兴极了——找到了诗,就找到了陈敬容,找到了陈敬容也就找到了诗。
过了两三天,我接到了她的来信,她约我尽快到她的房子里谈一谈,我又一次到了法源寺。走进她那又冷又黑的房子。火炉燃得不旺,仿佛进了冰窖一般。当她伸出手来跟我握手时,我发现她的手粗糙得如同常年在农村劳动的老农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