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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天下传到刘彻手里，各个阶层都从满目疮痍中慢慢恢复了元气。他敏锐地注意到脚下又有些力量在蠢蠢欲动，渐渐难以控制了。
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尽管前些年平了一回，但现在又有些不安生了。像淮南王，悄悄积聚力量觊觎大位的同时，招徕了一群乱七八糟的士人，搞出什么《淮南子》蛊惑人心为自己造势，这已不再是放任无为的黄老之术能驾驭的了。
思想繁杂人心无主，对统治实在是很不利的。董仲舒当年对策时提出的《春秋》大一统理论真正是太及时了。他宣扬思想上的统一：“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受命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子民统一于大臣，大臣统一于皇帝。
当然，刘彻没忘，董仲舒这套理论还有关键的一句：“天子受命于天！”但他认为，天子，正是天在人间的代表，统一于皇帝就等于统一于天。
天，只有一个。当然，天子也绝对只能有一个。
这种理论如果灌输下去，谁，还敢与天，与天之子作对？从此江山不就万世稳如泰山了吗？从此何怕分崩离析诸侯割据？
刘彻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执行天意的权威有丝毫怀疑。
他需要的只是让董仲舒打造一副庄严精致的枷锁，一层层把他的臣民给锢在其中，老老实实锢在自己脚下。而从未想过自己也伸长了脖子，钻入那个金字塔顶最高的圈中——皇帝在天人理论中，绝不能像董仲舒设想的那样：归到受天指挥的“人”的一类。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锃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什么上天警告，那不过是行事的借口和装点门面的文字游戏。但这样的借口，只能是他刘彻自己的借口，绝不能是任何一个臣民挑战君主的依据！
于是，刘彻和厚道的董仲舒师徒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董仲舒。因为他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仲舒的错，只是这一次对天意的谬误传达，而不是说高高的天上从来没有天意，更不是说天意不用听从。只是，要听从的不是自大的儒生的歪解曲释，而只能是天的化身、天之子——至高无上的皇帝——所受命所理解的天意！
刘彻不仅不杀董仲舒，还要听他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要把他捧得高高的，把这位为他刘家万代江山设计了一整套治理方案的前朝博士，送上“儒学宗师”的宝座。
董仲舒毕竟是个明白人，从此，终身再“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
不敢言灾异，并不代表承认自己错了。
董仲舒并没有删去已经完成的《春秋繁露》中的灾异天命。他坚信终极的裁判权还是在那高高的天上，而不是在人间皇帝的手中。那个永远无法看清的诡秘而神圣的所在，每时每刻都有一双威严的巨眼俯视着大地，俯视着大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依据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公正地做出奖励或是惩罚。
山崩地裂、洪水酷旱、狂风大火，这些可怕的灾害，就是老天严厉的手段。他整理天人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想通过高高在上的天对帝王无限制的权力进行一点约束，使君主的统治不至于太暴戾荒唐。
为了证实这种至尊的力量，董仲舒花了很多精力，用玄妙而诡异的阴阳、五行，甚至人体的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一一在莫测的高天上寻找着对应。事实上，这种想象中的神秘力量，对后世也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异常天象、不幸灾祸时照例连篇累牍的“罪己诏”（尽管往往是倒霉的丞相们因负着“调鼎阴阳”的责任而背下了黑锅）、挖空心思证明龙位正统的“谶纬祥瑞”，都是君主们或多或少敬畏天命的表现，更不说在“天命”的幌子下发生了多少血淋淋的明争暗斗厮杀阴谋。
流传到民间更是发扬光大，两千年后，鲁迅的保姆长妈妈就说过长毛对付大炮的妙法：“（叫老妈子）脱下裤子，一排一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放就炸了”，这就是神秘的天人关系的具体应用。其实这种法子董仲舒自己也用过，把男人藏起来，让女人在旷野大叫狂舞以求雨，说这样就可以“闭阳纵阴”。
据《汉书》说，这种做法董仲舒“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董仲舒认为这种惩罚所依据的那个亘古不变的法则，应该就是孔子阐述的大道：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而儒学几乎就是天理的同义词。
看起来他好像成功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成为了国策。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却是亡在了这位儒学宗师手里。
就像任何男人被宫中所用之前，都得先成为太监一样，再伟大的思想一旦被君主们采用，也都先得把它阉割了。何况儒家那些原始的、活泼泼而却有些分散杂乱的思想，从睿智的孔子手中流出后，原本就已经在各个大师的手里净了身。一代代宗师整理、汰埋、修剪，按各自理解构筑着一套套精致的体系，慢慢使原来简易的思想失去了质朴的本貌，慢慢披上了神秘的轻纱。
董仲舒自己更是狠狠地对落在他手里的儒术进行后人缠小脚似的缠裹，他要用三纲五常把大汉的臣民捆扎得牢牢固固的；再加入他从墨家阴阳家那里取来的自己认为合于儒术的部分——从“不语怪力乱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终于有了他的“天人感应”。
有古籍说仓颉造出字来那夜，有人听到了鬼哭。那么，不知汉武帝颁布“独尊儒术”诏书的那个夜晚，孔子坟头有没有异响？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有诗云：“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无论思想也好，人也罢，处在下位努力向上攀登时，他的活力总是最大的。但等到占据高位，心满意足了，有能力压抑对手时，他的发展也就到了极限，接下来就该是下坡了。这就是孙武说的“攻守之势异也”。
当儒学被提升到能与天感应、类似宗教的状态时，它的根其实被已经拔离了地面，成了死的学问。没出息的后人只能在董仲舒和汉武帝划的圈子里使劲钻牛角尖，对经书典籍中一个字注上几万言是常有的事——就像小脚发展到后来，讲究什么“瘦、小、尖、弯、香、软、正”的名堂。
董仲舒当时就应该感到了沮丧：他一定能觉察出朝廷治理天下时用的儒术，与他尊崇的儒术并不太一样。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这个同样研究《春秋》的老对手，在当年的对策中，就已经显露出了危险的苗头：居然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