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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应该放心了。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就像是狮子搏兔那么稳当：把天下千千万万的凡人、千千万万的兔子全部放大无数倍，放大到和自己一样，都看成强壮的狮子，而且都有可怕的野心和无穷的阴谋，都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他觉得这是必要的——他从不信什么性善论，也很明白四书五经仁义道德这些劳什子虽然也有用，却至多只能镇镇老实人。他费尽心思在大明帝国上实行的一切，都是按着禁锢这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对手、想象中的最大能量设计的。
朱元璋觉得天下总算是坐稳了——不是有个胆大的画了幅画影射洪武如弥勒佛般把个大千世界牢牢用布袋装了扛在肩头吗？他知道已经把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好吧，够了，天下就是这样了。从此只管好好守着，别起什么邪念头，四边的小国只要不过分便永远不征，顺便把个海也锁了，片板不许下海——关紧大门男耕女织好生过日子吧。
他突然又有信心了，而且是绝对的信心：他认为这套系统已经尽善尽美了，再容不得一星半点的改动。也许，这种信心还是基于对自己后代的不自信吧：那些生于深宫中长于妇人手的皇子皇孙，还能有你祖宗这般的阅历手腕？所以最后，他要将体现他治国守业才能的《大诰》和《大明律令》颁行全国。从皇宫深殿各省各部、到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到乡村里社，人人都得视作圣语纶音，烂熟于心，一日日浸泡，直至每个脏腑每根骨头都烙上不得胡作非为的警告。
从此“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大明帝国手脚戴着镣铐、周身缠着粗大的铁链，低眉顺眼、喘着气，挪着小步蹒跚地沿着朱元璋设定的窄窄道路慢慢走去……
万历四年（1576年），离朱元璋逝世已经178年了。
西班牙的兵锋已经扫到菲律宾群岛；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背后，野心勃勃的大英帝国虎视眈眈，流着涎水摩拳擦掌……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头发花白的大学士张居正跪在14岁的小皇帝前痛哭流涕——他是辞职来了。他感到很伤心，前两天又有人弹劾了他。张居正向来是强悍的，不太把这些放在心上。可这回洋洋五千字奏章痛斥他为官奸邪擅改祖制的，却是他多年来青眼提携的门生！
连门生都不理解他，张居正觉得委屈极了。擅改祖制？张居正自己清楚，皇帝也应该明白，他所作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恢复祖宗旧制。这点，在他任首辅后上的第一份奏疏里就说得明明白白：“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
什么考成法、清丈法，还不是为了大明帝国整顿吏治、整理田地、盘存家业？
大明帝国现在就像一台两百多年没有维护的计算机系统，浑身的病毒、满磁盘的碎片垃圾、硬盘分区也已经爆的爆空的空：再不进行杀毒修复、磁盘整理、重新调整分区，随时都可能死机。
张居正就是大明帝国三百年间最优秀的工程师，他想做的也不过是尽量把系统恢复到朱元璋那时罢了。
然而，张居正卷起袖子准备开始干活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
他运转系统的权力来得就不光明——居然是和内宦勾结耍权术上的台。本领再大，如此德行岂能服天下人？对此，张居正可能还好解释：不如此怎么上得了台？咱大明朝可曾有一条专靠道德操守就能走通的路？可最致命的还是这一条：你张居正真的上了台吗？——真有这个台吗？你真把自己当相爷了？别忘了，大明帝国可是绝不设丞相的——你张居正不过是个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顾问罢了，有什么权力指手画脚调度天下？我各部各院，分理国事，只对皇帝负责，岂能听你指挥？
你说要恢复祖制，可首先一个大学士说这话干这事岂不就已经违背了祖制？
按祖制，你就算领了尚书衔你也只能管一部之事啊！
名既然不正，那言当然不顺了。现在你和内宦抱成一团，皇帝小不懂事，我们无可奈何，姑且憋屈些顺着你——别得意，大家都等着看你的下场呢。
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灵，看到自己的帝国如此老迈、如此千疮百孔，而唯一能试着修补的工程师却如此尴尬，不知会说些什么。
还是那几句吗：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一字不可改易！”
阉之罪 ——被3357刀凌迟的“站皇帝”
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那是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间的一天：我没有考证出到底是哪一日。当然也无从知道那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比如是不是晴朗，扬不扬沙。反正，泛黄霉臭的史书中，记载着这天的那一页透着难得的金黄，以至几百年后，人们翻到此页，眼前似乎还会不自觉一亮，像是在漫天阴霾中见到了一抹灿烂的阳光。
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那天，天应该特别高，特别蓝，空气特别清新，就像一个欢乐的节日——几年来如铅板般重重压着大明江山，使天下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的乌云被萧飒的秋风卷得干干净净。可再强劲的秋风也卷不尽那触鼻的血腥——
那天是一个人承受凌迟之刑的日子。对凌迟，我实在不想说太多。看看它的得名吧：“陵迟”，原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慢慢之意——让人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也叫“磔”，俗称“剐”，受刀从八刀、十二刀、二十四刀直至几百几千刀不等。
当时的一位监斩官留下了笔记，明明白白记着那人承受的刀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甚至记了他第一天受了三百五十七刀后还能喝下两碗稀粥——证明这次剐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还有人记了，他那几千片剐下的、如“指甲片”大小的肉，被仇家以每片一文钱的价格抢着购去，生生吃了。
没人谴责嘴角滴血的人们的残忍和兽性，大家都理解彼此的心情。更没有人怀疑此次酷刑的正义：谁都相信这个受刑的人是有史以来最为臭名昭著的坏蛋之一，完全是罪有应得。很多人甚至还很遗憾——遗憾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比凌迟还惨烈的刑罚了。
受剐的人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间被人们私下称之为“站皇帝”，除了武宗，大明朝权力最大的人物，天字第一号宦官——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
受刑那年，刘瑾正好六十岁。
刘瑾的罪状不外乎三条：谋反、贪贿、残害忠良。
谋反的证据是抄家时得的一些物件：“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还有他平日所持的扇子“内藏利匕首二”，似乎刘瑾真的想凭这两把匕首和区区几百件兵器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夺得大明天下。
贪贿则不用多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包括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内的五十人中，有六名是中国人，而刘瑾就是其中之一。据说抄家时搜出了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有人算了，明朝时一两银子大约折合现在人民币377？6元（据吴思《刘瑾潜流》）。
一些史书晦晦涩涩地暗示，尽管直接导致刘瑾覆灭是因为谋反，可那些兵器违禁物不过是刘瑾的收藏玩物，甚至可能是抄家时太监的栽赃——所以真正相信并对刘瑾所谓的谋反光火的应该只有武宗；贪婪固然可恨，但也不至于使他遭受如此极刑——千百年来国人仅仅因为当权贪贿而受磔的实在很少很少。
史料里密密麻麻连篇累牍的大都是刘瑾如何如何处心积虑、如何如何睚眦必报、如何如何“威福任情”——疯狂无情地迫害对手。
史书上的蝇头小楷，照例是规规矩矩横平竖直，一撇一捺中透着股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