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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我刚才真怕您又恶心了。现在好些了吗？”我对她说。
她肯定在想，如果不回答我，我一定会感到不安。
“我听见‘侯爵夫人’和护林员的全部谈话了，”她对我说，“简直是盖尔芒特和维尔迪兰小圈子里的人说话的腔调。上帝！那种事竟也能讲得如此文雅。”接着，她又认真地引用了一句她的侯爵夫人，也就是德·塞维尼夫人的话：
“听他们说话，我心里暗想，他们在为我准备愉快的告别会呢。”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话。她在说这些话时，动用了她的全部智慧。她的引经据典的嗜好和对古典作品的记忆，甚至比平时更加用心，象是为了显示她对这一切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这些话，与其说是我听见的，毋宁说是猜到的，因为她的声音嘟嘟囔囔，牙咬得很紧，用怕呕吐的理由是很难解释这个现象的。
“好吧，”我轻松地对她说，尽量装得不把她的不舒服看得太认真，“既然你有点想吐，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回家去吧，我可不愿意带着一个消化不良的外祖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遛达。”
“因为你和朋友有约会，我没敢提出来要回家，”她回答我说，“可怜的孩子！但是，既然你愿意，那当然更好。”
我担心她会发觉她说话时发音有些特别。
“行了，”我生硬地对她说，“别再说话了，你会累的，既然你恶心，再讲话就不合情理了，要说回到家里再说吧。”
她忧郁地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她明白没有必要再向我隐瞒了，我已经猜到，她刚才心脏病有一次小发作。
第二卷
第一章
我们夹杂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重新穿过加布里埃尔林荫道。我把外祖母安顿在一张长凳上，然后去找出租马车。我向来习惯于把自己放到她的心间，识别谁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可现在她向我关闭了心扉，她已成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对她身体的想法，我内心的忧愁，我也许可以向随便那个行人倾诉，而对她却只能缄口不提。同她谈这些，还不如同一个陌生人谈更有信心。刚才，她把我童年起就一直向她倾吐的思想和忧愁统统还给我了。她还没有死。可我已经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就连她从前对盖尔芒特家族，对莫里哀，对我们关于小圈子的谈话所做的讽喻，如今也变得无依无据，无原无因，荒诞不已。因为做这些讽喻的人明天就可能不再存在，它们对她已失去意义，外祖母不久就要故去，而死人是不可能构想讽喻的。
“先生，我不是说不行，可您事先没同我约好，您没拿号。再说，今天不门诊。您想必有您的医生吧。我不能越俎代庖，除非他让我和他一起去会诊，这是医德问题……”
就在我招呼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碰见了著名的E教授。他可以算作我父亲和外祖父的一个朋友。不管怎么说，他同他们有来往。他就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上。我灵机一动，在他跨进家门的一刻把他叫住了，心想他也许能给外祖母出些好主意。可他象有急事缠身空中存在的物质世界和我们所接受的前人的思想、观点放在，从信箱里取出信后，就想把我打发走。我只好跟他一起登上电梯，这才同他说上话。他请求我让他按电钮。这是他的怪毛病。
“可是，先生，我不要求您接待我外祖母，您听我说完就明白了，她现在感觉很不好。相反，我想请您半小时后上我家里去一趟，那时她就到家了。”
“上您家去？先生，这绝对不可能。晚上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吃饭，在这之前我还要去会一个人，我马上就得去换衣服。更糟的是，我的晚礼服挂了个口子，另一件又没有饰钮孔，不能佩戴饰物。对不起，让我来按电梯开关，您不会，事事都得小心。那个饰钮孔又要耽搁我一些时间。好吧，出于对您家里人的友谊，如果您外祖母能马上来，我可以接待她。不过，我先得同您说清楚，我只能给她一刻钟。”
我连电梯都没有出，就下去接外祖母了。E教授不信任地看看我，亲自开动电梯让我下去。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马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和健康人一样出门游玩。乘坐敞着车篷的马车回家，途中死亡对你首次袭击。尽管外祖母病得很重，也总会有几个人说，在六点钟看见我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还同外祖母打了招呼，马车敞着车篷，天气很好。勒格朗丹朝协和广场走去，神色惊异地停住脚，向我们脱帽行礼。我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我问外祖母要不要还礼，提醒她勒格朗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别人的态度。外祖母可能觉得我有点轻率，抬了抬手，仿佛在说：“这有什么意思？无关紧要。”
是的，也许会有人说，就在刚才我去找出租马车的时候，外祖母还坐在加布里埃尔林荫道的一张长凳上，不多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回家了。果真如此吗？凳子不费劲儿就能呆在大街上，虽说也受到平衡力的约束。可是，人要能坐稳，哪怕是靠在长凳和马车上，是要用力气的。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这股力，正如感觉不到大气压一样，因为大气压作用于各个方向。如果把我们抽成真空，让我们承受空气的压力，在死亡的一刹那间，也许我们能感觉到可怕的、不可抵消的重压。同样，当疾病和死亡向我们张开深不见底的洞口，世界和身体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压来，我们却无计可施、难以招架的时候，更忍受住身体肌肉的折磨和深入骨髓的战栗，或使我们保持在平时看来仅仅反映了事物消极面的静止的状态，让头挺直，目光安详，那都要我们拼出全部力量，进行一场鏖战。
勒格朗丹神色惊异地凝视我们，是因为他和其他过路人一样，认为我外祖母坐在马车上，却在向深渊滑去。外祖母拼力抓住坐垫，竭力使身躯不下沉。她头发蓬乱，目光茫然，行人鱼贯而过，但她的瞳孔却映不出任何图像。她坐在我身边，却似已经沉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刚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已经目睹她遭受到那个世界的袭击，依然能看到痕迹：她的帽子，她的脸，她的大衣，被一个看不见的天神弄得乱七八糟，她同天神进行了搏斗。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外祖母对天神的袭击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预感，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来临，心中无数，疑虑重重，犹如多疑的情夫，对情妇的忠诚时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时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刚才使我外祖母脸部痉挛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们象“随和”的邻居或房客，很快就会向病人作自我介绍。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为病会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会给生活带来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几年前，在可憎的死神进驻我们的身体之时起，就感觉到我们要死了。病人与陌生的死神相识，听见它在大脑中走来走去。虽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样，从它来回走动的声音，也能推断出它的习惯。它是来干坏事的吗？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远不再回来该多好！晚间，它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