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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性的占有是同对财富、权势、社会地位的占有交织在一起的，对所有这些“物”的占有欲支配着小说中各种人物的行动，联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浮世的炎凉景况。“浮世”一词本指虚浮不定的尘世，我试图把该词引入《金瓶梅》的语境，用它来概括该书所体现的独特的写作态度。从另一首开场诗可以看出，一种对世事无常的哀叹在小说的开始就为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定了调子。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逐渐看到，所谓的“闺房佳镜”原来都是水月镜花，实际的情况并不像秘戏图画面上那样艳媚、光洁，西门庆占有的所有女人竟无一个配称得上是古典的或传奇型的佳人。在她们或多或少的姿色中都掺杂了市井的俗气，个性的污点反而在这群平庸的妇人身上焕发出情欲的活力。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可谓初次突破了传统文学单调的美人程式，它让我们睁眼看见了浮世的缺陷，使文人型的仙趣和艳趣受到了挑战，进而以其放肆纵恣的笔墨揭出了男欢女怨的事件与金钱、权势、贪欲的纠葛。诗意的感伤情调被毫不吝惜地清除了，情和欲的表现达到了沆瀣一气的程度。相比之下，文言传奇小说中有关女性美的写意传神之笔反而显得空洞、苍白，话本小说中半文半白的简短对话也让人觉得比较呆板，而在这部新型的长篇小说中，西门庆身边众妇人嘴里的淫声浪语，她们互相拈酸吃醋的口角，全都写得精力弥满，读起来简直就像偷听了她们平日的闲言碎语一般。
袁枚平生喜谈声色，且常以多情自负。在批本《随园诗话》中有一条批语，说的是批评者本人在袁家作客的一点印象。他说当时袁枚让他的四个小妾全出来见客，她们的相貌都很平庸，而且语言无味，显得十分可笑。这则琐碎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从一个见证者冷眼旁观的角度瞥见了古代多妻者家庭中某些灰暗的生活场景。由此可见，实际的情况似乎并非如大量的诗文所描绘的那样辉煌，诸如娇妻美妾，金钗十二行的富贵艳福大抵多为文人的浮夸之辞。《金瓶梅》正好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像，面对西门庆身边的女人，我们也产生了与那位在随园作客的诗话评点人相类似的感觉。与房中书的告诫完全相反，西门庆对所谓的“好女”并无兴趣，他似乎奉行着不骚扰良家妇女的原则，只是本着贪多不嫌滥的低标准纳妾、偷情，因而作者把他的小老婆和姘妇全都写成了身份低贱或名声本来就很坏的女人。李娇儿出身妓女，生得“肉重身肥，额尖鼻小。”孙雪娥是收房的丫头，大嗓门，矮个子。潘金莲长得最标致，但一开口就是一连串损人的脏话。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有钱的寡妇，一个脸上长着稀疏的白麻子，另一个生得“五短身材”。小说写西门庆果断地娶孟玉楼为妾，接着又写他多方策划，最终把李瓶儿用花轿抬进家门，两件婚事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含有把对方的财产与其人身一并转移到西门庆手中的因素。总之，小说在有关西门庆发迹过程的讲述中，他渔色的成就始终都是同他不断发财的事业穿插在一起的。本为突出西门庆贪财好色，故有意将其群妾和姘妇的相貌和出身来历都写得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结果却在无意中暴露了生活中平庸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实利的打算在婚姻选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像孟玉楼和李瓶儿这样有钱的寡妇，只要没有硬汉子为她们做靠山，手中的财产很快就会受到家族和地方势力的侵蚀。她们明知道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之所以睁大眼往火坑里跳，显然是考虑到寻求荫庇的因素。作者似乎更倾向于从不安分守己的寡妇自讨苦吃的角度写她们的选择，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出，在一个权势支配一切的社会中，男人占有女人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势力，而不是他本人的魅力。于是，在这部描写贪财和好色的长篇小说中，闺帏的淫乱始终都与频繁的官场应酬穿插在一起，地方上的不法行为总是同朝廷的腐败一呼一应，最后，随着西门庆的死亡，他生前占有的女人和财产又纷纷转移到其他有权有势者的手中。
纵览《金瓶梅》全书的每一处性描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情爱与美感的因素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外。性行为成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常活动。因为享乐与真正的内心快乐毫无关系，它追求的是满足和刺激，它本质上是一种把对象作为消费品去使用的活动，所以对西门庆来说，凡是与他交欢的女人，无论是妻妾还是姘妇，全都与妓女没有什么不同。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性嗜好，为了用更强烈的刺激制造神经的兴奋，他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们搞金钱与肉体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的“枕上好风月”，他立即支付一件漂亮的衣服；或在要求那个女人卑贱地满足他某种性的奇思怪想之时，他许诺了对方贪求的财物。于是，在书中那些看起来过分直露，而实际上仍有所节制的性描写中，作者往往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起，不断地插入有关淫妇们向西门庆索取“风月债”的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上的巧妙过渡，使每一个纵欲状态的场景均与金钱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两者的对比不但冲淡了性描写的刺激效果，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观淫癖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浮世风月”只是一种没有快乐的享乐。在淫妇们极尽曲身奉承之能事的活动中，被她们用来满足自己性欲的成分是极少的，她们所作的一切不过是促使西门庆达到纵欲状态的顶峰，并趁机向他讨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罢了。“绣像本”中的一则眉批便对她们的这一处境流露了怜悯之情：“以金莲之取索一物，但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金莲一方面把自己作为“物”供他人享用，一方面又从他手中索取物来装饰自己，通过“我占有物”的形式，她最终使自己陷入了“我等同于物”的事实。一个物化的人并没有真实的生存，按照佛教的思想，他／她只是虚假的躯壳，正如小说第一回中两句《金刚经》的引文所说：“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
金钱和社会地位为西门庆的享乐生活打下了基础，给他的渔色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然而要彻底占有女人的肉体，要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快感，还必须在与女人交锋时具有完善的技术装备。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几乎像写“起居注”一样为我们记录了西门庆在房事上的各种细节，其中特别提到了他对“淫器包”的关注，只要去搞寻花问柳的活动，这位重视战备工作的斗士总忘不了从褥子下摸出那个“淫器包”带在身上。对西门庆来说，女人既是占有的对象，也是攻克的堡垒。金钱的力量使他大大缩短了占有一个女人的过程，但要攻克她肉体的内核，打开她那个性爱的保险箱，他却不得不致力于发展自己的阳具和附加于其上的装备。为了尽量用人为的手段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把一个区区性器官精心武装起来，致使它每一次在枕席之间精神抖擞地亮相，总是像全副披挂的花脸走向前台一样，显得它的行头过分累赘。总而言之，在这样烦琐的装备下，西门庆已经把自己的性器官弄得面目全非了。与其说这些描写是富于刺激的，不如说令人感到滑稽。因为西门庆的努力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种自我否定的行动，他本打算通过壮大自己的阳具来扩张他的自我，结果却由于使用了这么多的辅助工具，致使自己身上的器官物化为半人造的东西。他不再是以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与他做爱的女人，他实际上在丧他的“真我”。
与大多数明清淫秽小说的突出区别在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并不是小说的唯一内容，不是那种没完没了的色情连续剧。从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看，对性交场面的安排，对于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叙述上的详略、疏密、显隐、热冷，作者均有特殊的考虑。可以肯定地说，作为西门庆生活的一大乐趣，性活动始终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