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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幌子，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干。而马二先生却干得极其严肃，一点不马虎，
一点不随便。他是制艺的真正辩护人。所宣讲的又真是他由衷之言。他赤诚
地捍卫它，发扬它，极力叫世人认识它的真价值。并且他真是说得到就做得
到，以身作则，干上了一辈子。
而今调侃了马二先生，就是调侃到了这制艺本身。
一开首——你对马二先生那些说教不免要发笑。那你就是对制艺本身发
笑。
作者似乎在那里说：
“别的那些人物做举业，也许做得不顶真。他们是些假货色。可是现在
——我让你看看这个道地的真货色。”
再呢，这惟一的真货色，这制艺主义的真代表——照道理说来，他应该
早就高补过的了？
然而不然。别的那些假货倒已经功成名遂，一路顺风。他倒反而没有。
“只是科场不利，不胜惭愧。”他说。
原来这个“极好的法则”，是要叫人碰运气的。遇不遇要靠个缘分。周
进要是不补个廪，也许就以布衣终其生。范进要是不遇到周进来做学道，也
许就被他丈人胡屠户骂一辈子。读书人必须做举业，而当真做起来，前途却
又这么把不定。要靠自己的本领么，那全然作不得凭的。所以只能凭一些别
的东西：例如一个考生的中式不中式——大焉者要看他究竟是不是天上文曲
星下凡，其次也要看看有没有什么鬼使神差，或是看有没有什么梦兆，诸如
此类。
像我们马二先生倒不大谈这一套，因为这一套未免太荒唐了点儿。只是
他又不肯撒谎，这就老老实实说个“不利”——命也夫，命也夫！
功名富贵，全是生就了的。
然则文章的“理法”云何哉？
这里我又想起我读完中学的时候，有一位畏友恳切地对我讲过这样的
话：
“你去投考大学，考不考得取——当然要看你的考运如何。好比搓麻将
一样，输赢全靠手气。但你要是简直的不会打牌，你就是上了牌桌也没有用，
手气好煞也不相干。考试也是这个道理。要是你一点也不晓得考试的诀窍，
那你即使命里注定有极好的考运，也糟蹋掉了。”
接着他就谈了一点这诀窍。比如说，试卷上字要写得好。答题要做得开
门见山，而且不要答得太详细。又千万不要过于讨好，去发挥你自己的什么
心得。也不要答得深入，以免阅卷老师看了伤神。虽然你摸不着各位阅卷老
师的脾气，但总得摸清你投考的大学——还是喜欢古文呢，还是喜欢白话文。
你总得迎合他们的口味。他们要打倒旧礼教呢，你就骂骂孔子，他们要卫道
呢，你就骂骂新文化。总之，你要识相才行。
要懂得了这些个，然后才可以去碰碰运气。
那么马二先生之讲究投考指南，或者也不外乎这个意思了。
不过我那位畏友的意思，却又有点与那马二先生的各异。他只是为要应
付考试而已。试卷上所写的，未必真是自己的文章，未必真是自己的作风。
甚或不是自己所愿写，所要写的东西。反正不把它当做自己真正的成绩，管
它呢，就是一个最憎恶时文的人，考起来难道不也勉强作时文？就是一个最
反对这种举业的人，为了出路问题，难道不也是未能免俗，硬着头皮作它一
下？
仅仅如此而已。
即使那些考运极好，历科连捷的时文家——事实上也不免是这样，把它
当做一块敲门砖。功名之门一开，这砖头就扔掉。
至于那些运气不好的，尽敲敲不开呢？那就有两条路。或者老是不死心，
老是敲下去。或者是拉倒，干脆摔掉这块砖头：改行。
马二先生则不然。他想进去的那扇门——没有敲开。而今他不再敲了。
知道这对于他是无缘分的了。然而他可又死抓住这块砖头不放，一辈子小心
在意地捧着它，抱着它，说它是个“极好的”东西。
但这种马二先生精神——明明是跟那“做举业”相抵触的。万万学不得。
所以，他就是讲究那么一点儿投考方法——这方法压根儿也就不对。一
味把这个玩意儿认真当作自己的文章事业，全不去揣摩人家，这怎么行？可
笑他恳孜恳孜一辈子，连个此中诀窍都不曾理会得。
有一位高翰林讲过一些极中肯的话，值得我们后生紧紧记着的。当时迟
衡山谈起马二先生——“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穷秀
才出身。可见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那位高翰林就说：
“迟先生，你这话就差了。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
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
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
用的。”
只有“揣摩”二字，这才是举业的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
也是不中用的。”
故曰：“那马二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不中的举业。”
那马先生的全部生命力都抛在了这上面。但他生前的功名没有成就，即
在做举业的同行中间，也没有被人看重。并且他那种选本又只行得一时，连
个身后名都没有博得。
他老先生竟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而今你我都知道有个马二先生，那是因为他在《儒林外史》里给立了传。
但作者虽然爱他，却又不得不忍痛调侃他。噙着一把眼泪来笑他，为的他是
代表了制艺的真精神的。
这里，他更是做了制艺的牺牲品。
如果他的灵魂没有这么纯洁，为人没有这么可爱，或是他没有这么背时
的话，则那个箍住了他一辈子的那个“人人必要做的”举业——读者对它还
多少可以宽恕一点儿。惟他是个忠厚长者，待人接物，处处是一片热忱，事
事认真不过，而他终身以之的那个大事业，他倒又没有“侥幸”过，这就使
你我更要笑他，又更同情他，忍不住要为他酸鼻。于是那“极好的法则”就
简直不可原谅了。
（四）
这些做举业的人物，简直没有几个像样的脚色。大都酸溜溜，迂腐，甚
至不近人情。而且多半是除了会几句八股之外，余者就一窍不通，什么都不
懂得。顶好叫他们不要发什么议论。他们一开口就得叫你长一身鸡皮疙瘩。
他们思思念念的只想得到两件事——其实只能算是一件事——就是资格和官
位。
马二先生虽然可敬可爱，又是个特出的脚色，比他们正经得多，——他
读过《纲鉴》，还看了《春秋》——但他既然讲制艺，就不得不把他也算在
这一队人里面。
可是同时，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队。那可是一批高人了。
匡超人在家乡进了学，出外重游杭州，在船上遇见了一位景兰江先生。
一谈之下，他这才知道天地间——竟还有另外一种当读书人的办法。他问起
马二先生时，那位景兰江先生就有点看不起地说：
“那是作时文的朋友。虽也认得，不算相与。不瞒先生说，我们杭城诗
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
诗坛中人不作时文，只作诗。
作诗有甚好处？
“不过要破破俗”。例如芜湖的牛浦郎先生，自知读书做官没有他的份，
就学学诗。要稍微雅他一雅。
儒林中这两队人，自不免彼此相轻。那一队人叫后生们不可沾上一丁点
儿诗赋气，而这一队人就笑那一队所干的尽是些俗事。蘧公孙跟鲁小姐新婚
燕尔之际，就闹得不大愉快。这正是雅俗二者的当面冲突了。新娘子出了个
题目——“修身而后家齐”，要请教新郎一篇文章。不料新郎正要做两件雅
事，“这样俗事，还不耐烦做哩”。
然而诗人们之中，也不尽是布衣。也有生员。也有弄过时文来的。他们
或许也像马二先生一样“科场不利”。俗不出一个名堂，就丢掉那块砖头，
改行来当雅人。
唯有马二先生固执，死也不肯改行。景兰江先生他们自然“不算相与”
的了。
要是马二先生运气好，乡试会试都中了去呢？——这自然又当别论的
了。
像范通政公呢，只要他老人家的船一路过这里，这些诗人们就巴巴地拥
到他船上去作了一天的诗。那位范老先生——连四川的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
考生，他都没有打听过。但这不相干。他毕竟也是诗人们极相与的。
蘧公孙的丈人鲁编修公，一看见女婿的文章——“都是些诗词上的话，
又有两句像‘离骚’，又有两句像子书，不是正经文字”，就十分不高兴。
至于那位编修公自己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