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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