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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8日，世界上一定有许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不知道。”当有一天，这个句子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的情绪异常激动。他打开了电脑。“我是在这一年的这一天出生的。”他开始写道：“发生那些大事情的时候，我被裹在一只襁褓里，躺在县医院的产房。这一天的中午，我妈妈半躺在床上，喝我爸爸送来的鸡汤。据说，我哇哇地哭个不停。也据说，就是在这一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高背着他的行囊来到了我们县城。他高高的个子，走在街上，马上成了县城的新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县城像他这么高的个子还是很少见的。我当时不可能看见他。我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六岁的男孩了。他站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双手被一根绳子反绑在背后，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随着卡车的晃动而晃动。他那么高，比他旁边那些同样被绑着的人足足高出半个身子。卡车不止一辆，被绑着的人像数十只乌鸦挂在卡车的护栏上。马高无疑是这群乌鸦中最大个的。不光我，很多人追着看的也都是他。他的头发已经剃光了。他的衬衫在肩膀的部位被撕开了几个洞。我那时候已经认得一百多个汉字了。我记得我看见马高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的是‘反革命流氓分子’几个字。而其他人的牌子上写的字都与他牌子上的不一样，要么是‘反革命分子’，要么是‘流氓分子’。只有他，是将‘反革命’与‘流氓’合起来写的。这又是他的与众不同。”
写成这个开头，是在那天的上午。本来，他可以在吃过午饭之后，一鼓作气，一直写下去的。但是，他不想在这种激动的情绪下写得太多。他睡了个午觉，几乎是带强迫性的，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出了很多汗。他去洗了个淋浴，坐在沙发上，吃了一个芒果。他觉得房间里很闷，就站到阳台上去。天气是多云间阴。他看着对面楼房的阳台，不下二十个阳台，一模一样的阳台。他抽了一支烟，然后折回书房。
他本以为，小说就可以这样写下去了。他似乎已经有了认识自己的把握。但没过两天，他看了看已经写下的文字，又觉得十分不满意。他决定将它们全部删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又是整夜的失眠。第二天，他重新为这部小说起了一个开头：“这段时间，我经常梦见马高。其实我跟马高并不认识，他的故事我都是听别人讲的。有一次，我就梦见马高背着一只硕大的行囊在县城的街道上行走……”
但是，这个开头很快又被他否定。他删掉了那些文字。在焦虑中，又将小说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的改动之大，还不在于文字本身的面目全非，而是人称的变换。照这样的开头，这部小说的叙述便由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开始的那个“我”已经不复存在了。
妻子来叫他吃饭。他从电脑前站起来。吃饭的时候，妻子问他，写得还顺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妻子便笑了起来，顺不顺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举着筷子，脸色发灰。妻子忙说，算了算了，你不想说就不说，是我多嘴。吃饭吧。但是，他好像已经没有了胃口。他说，不知道就是说不清楚的意思。我说不清楚这叫顺还是不顺。他停了停，又说，可能就是因为写得太顺了，我感到厌倦，所以，这种顺的感觉实际上又是不顺的。妻子自然是听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妻子说，我们厂子要开始搞改革了。他问，怎么改？妻子说，听说是让一家私营公司兼并，搞股份制。他问，那会是什么结果？妻子反问他，你是指厂子的结果还是我的结果？他说，我当然关心的是你。妻子便说，很难讲，也可能会下岗。他听到“下岗”两字，没有吭声，情绪似乎更加烦躁。那我怎么办？隔了好半天，他才这样问道。妻子笑了笑，宽慰他说，你放心，写你的小说，饿不死你。然后，妻子又说，我好像记得你认识一个叫张文的公司老总？他想了想，是平安保险公司那个张文吧？妻子说，就是他，你们还有联系吗？他说，我辞职后就跟这些人没往来了。他又问，怎么想到他？妻子说，你哪天有空，请他吃顿饭吧。他说，为什么请他吃饭？妻子说，厂子改革，下岗是迟早的事，我想早做打算。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吧。
请客吃饭只花了几个小时。但是，为了这几个小时，他却不安了好多天。先是确定吃饭的地方就让他很伤脑筋。贵了吃不起，便宜了不像话。他跟张文并不是朋友，只是认识。以前他在政府部门，张文有求于他。现在他无职无业，求了人家，拿什么来回报？而且，对于张文是否愿意帮这个忙，他还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是被当面拒绝了，这顿饭白吃了不说，面子上也很难看。但妻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后来他想，就吃火锅吧。随便在哪里选个火锅店，既不便宜也不贵。更重要的是，在火锅店吃饭，气氛不至于搞得十分拘谨。决定下来，他就给张文打电话。张文在电话里表现得很热情，大有马上就想和他见面的意思。放下电话，他稍感宽心了一些。但这顿饭事实上吃得并不轻松。那一晚上，张文一直在说个不停。他发现张文的假发还是那样，梳理得一丝不苟，如不仔细看，真还看不出是假发。他似乎意识到，过去没能与这个胖子成为朋友，倒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么清高，可能主要原因就出在那个假发上。他坚持认为，男人的假发跟女人的假胸是一回事，都让人产生不舒服的联想。张文已经是满头大汗，但他并没有将假发从头上摘去的意思。假发不是帽子，它几乎就是个隐私，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会摘去。他还发现，戴假发的人一般比真头发还要充满自信。说起来，他认识的戴假发的男人也就张文一个。因此，他的这个结论可以说就是从张文一个人身上总结出来的。如果有失偏颇，当在情理之中。张文的滔滔不绝，一大半都是在表达这么一层意思，自己目前生活得不错。“男人嘛，没别的，就是挣钱。”张文是在看着他的时候，用十分强调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的。这句话经这么一强调，感觉就是一句格言。当时在座的还有三个人。有两个是他过去的同僚，现在也还在政府部门任职，与张文以前就认识。他请他们来作陪，是想免去与张文单独相处时可能会有的尴尬。再一个就是张文自己带来的，一个打扮得有几分妖娆的少妇。张文给他们介绍的时候，说是小刘。也没说她是干什么的，更没说自己与她是什么关系。小刘倒也不是十分讨厌的那种女人。她很少说话，除了以一种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张文说话以外，就是时不时地欠起身来，给这个酒杯里掺上酒，又给那个碗里夹一块鱼。还始终面带笑容。笑得稍微厉害一点，眼角便展现出蛮漂亮的鱼尾纹。那晚上，他，以及他请来的两个陪客，多次想打断张文，将话题引到小刘那里去。但是张文的话绵长得超出寻常，就是打不断。好不容易，张文想到该去厕所释放一下了。这个间歇，两个陪客才插上了话。但是，占据话语权之后，这两个人并没如开初想的那样照顾一下此间惟一的女性小刘。他们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家的事。一个说，最近跟老板去了趟北京，见了某某。老板即他们的上司，普通公务员以此称呼处长，处长以此称呼局长，局长又以此称呼市长。这个本来是商界的称呼，时下已成为政界的行话。后来学界的研究生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另一个说，最近市里的班子可能会有点变动，某某要走，某某会上。这些话题，他在辞职以前是熟悉的，现在听来却格外觉得无聊。张文从厕所回来，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大多是昨天和某某吃过饭，前天又和某某一起打过保龄球，以表明自己对此并不生疏，也是局中之人。好不容易，他们想到了基本没说过话的他，想到了今晚这顿饭的主题。
他已经筋疲力尽，自己都想忘掉这个主题了，所以，当两个陪客开始为这个主题敲起边鼓，在张文面前替他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并用极端夸张、近乎肉麻的语言赞扬他的妻子如何漂亮、贤惠和能干的时候，他自己仍然是一言不发，万分窘迫，恨不得马上跑掉。但是，张文是个明白而又爽快的人，一口应承下这件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