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碓谀潜呤够怠！�
老婆婆逼近来盯着我，她有一双小小的三角眼，眼角堆满了皱纹，眼睛不大，却闪闪发亮，有点像乌龟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我给她看得心里一凉。
她看了一阵，满意地坐了回去，似乎已经从我脸上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隔了一会，她往头上顶了个帕子，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刚开始，我还能看见她肚子上的衣服一起一伏，后来，衣服完全静止了，好像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屋里很安静，三炷香冒出三缕细烟，像是经过伪装的鬼魂，被老婆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招了过来。
老婆婆终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另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她闭着眼睛说：你的嘴巴太厉害了，你把你姑娘的话都说完了。这声音似乎让母亲很害怕，她张嘴坐着，呆若木鸡。
老婆婆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她摘下帕子，不停地擦汗。母亲给她递上一杯茶，低声说：是她，真的是她，这么多年了，她的声音一点都没变。我不知道母亲在说谁，我也懒得问。
回来的路上，母亲的背似乎更驼了，她边走边嘀咕：哪能怪我呢？要是我没有这张嘴，早就被人家像捏臭虫一样，吧唧一声捏死了。我看见有人扭过头来，好奇地打量这个大声自言自语的老妇人。
我很遗憾没有得到她的真传，细胳膊细腿，声音也细得像头发丝。母亲不以为然：小孩子都这样，我小时候也像她一样，要么不说，要么说起来像蚊子。人家哈哈大笑，说好你个“铁嘴芬”，你敢说你像蚊子，你不怕蚊子嫌你污脏它。母亲脸一拉，说，你们以为我生来就是粗喉咙吧？你们知道个狗屁！
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不说话的妙处。
那是一次事故。那时我还在这家银行坐柜。当天扎账的时候，我所在的柜台短款了，通宵查账，也没有查出个眉目来，按照规定，我和另一个当班的人分着赔了。想来想去，我觉得事情很蹊跷，午饭前，我照例碰了一次库，分文不差，整个下午就发生过一笔业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交易情况，绝对不会有错，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我突然想到，午饭后我上过一次洗手间，我的抽屉锁了，但钥匙就放在另一个抽屉的一只手套里，这是我的习惯，我害怕带钥匙上洗手间，我已经有过两次把钥匙掉进便池的记录。
会不会是那个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机会，拿了钥匙，取了印章，在事先准备好的传票上让那个金额生效了呢？因为短款数目刚好是一笔传票上的数目。我大胆地作出了这个设想，却又拿不出证据。这件事让我深受打击，如果我的设想是成立的，那个人也就太坏了，我一门心思讨好她，每天给她带早点，给她爱流鼻血的儿子搜集偏方，隔几天向她供应一次口香糖，可她竟然在背后陷害我。但这仅仅是怀疑，我拿不出丝毫证据。
从此，一有空我就独自思索这件事，要不就是拿出一张空白传票来仔细端详，在虚拟中想象一个人做假传票的情景。
很快就有人把我的情况反映到领导那里去了，人家说我，上班精神不集中，不是一个人怔怔地发呆，就是拿笔写写画画，这种状态，难保不发生第二次业务差错。
过了不久，因为新开了一个业务窗口，我被分配到新柜台去了，心里正在庆幸，这回终于可以换一个新的当班对象了，终于可以摆脱了那个暗藏的嫌疑人了，却发现局面有点怪怪的，我的新搭档黑头黑脸站在头儿的办公室里，迟迟不肯就位。
我知道了，她不愿跟我当一个班，她从来没有过短款记录，她担心今后再发生短款。她怒气冲冲地说，我可赔不起。
我想冲过去跟她理论，刚刚迈出一只脚，又缩了回来，我有什么理由去跟人家吵呢？我的确有过短款记录呀，换了是我，我也会这样想的。
但她终究拗不过头儿的命令，她在新的岗位上咚的一声坐下来，耷拉着眼皮，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像我还没开口就已经得罪了她似的。我当然不会主动去讨好她。我暗暗告诫自己，在她向我开口之前，我绝不跟她说话，哪怕仅仅说出一个字，否则，等于承认我就是那个令人鄙视的嫌疑人。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上班了。幸好，我们的工作无须语言交流，也能照常运转。有时她实在憋不住，外面又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到另外的柜台去，跟人家狠狠地谈笑几句。这种情景越发让我坚信，沉默才是我唯一的选择。
一晃一个多月就过去了。有一天，头儿经过我身边，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哎，你总不说话是不行的，现在正是优质服务月，你要小心上级的暗访队。到时有什么事，别怪我没提醒你。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来，我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
头儿的警告也没能让我改掉不说话的毛病，没多久，我从一线调到二线去了。我知道我的调动有他的功劳，如果我被暗访队抓住了，他也是要负一点连带责任的，而他正忙于竞争一个中层管理职位。
对于很多人来说，从一线到二线，也许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毕竟到机关去了。但我不这样看，刚刚出了短款的事，我就被剥夺了上柜的权利，这不明摆着认定我是直接嫌疑人吗？
我想去跟领导说一说，我在那次短款中是清白的。我从来没有找过领导，从来没有跟领导单独谈过话，好几次，我忐忑不安地在领导办公室门前徘徊，都无缘碰上领导。只有一次，差一点就碰上了，当我赶到的时候，领导正拿着公文包往外走，可我有点近视，远看着有点像，又不敢肯定，等我终于认出是他的时候，领导已匆匆忙忙擦身而过了。我想喊，又觉得不太礼貌，想追过去，发现已经有几个人向领导簇拥过去了。
望着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我突然没有了给自己洗去冤屈的力量。我想，不如算了，领导也不见得就是福尔摩斯。
我的新工作是事后监督，尽管繁忙，却也简单，就是把柜台上的业务收拢来，重新做一遍，看看有没有差错，有没有违规。全城共有30多个营业网点，每五个网点配备一名复核员，我一个人却配了八个。虽然工作量与工资之间没有比例关系，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失公平，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我喜欢被认可，虽然我一直与先进个人之类的荣誉无缘。
我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单间办公室，只有五平米大，原来是开水房。
刚报到那天，我抱着自己的办公用具站在事后监督办公室门口，等待领导给我安排个座位。那些人护住各自的地盘说，我这里放不下了。我这里已经挤得转不开身了。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偏偏领导又不在，我只好抱着个小纸箱在走廊里站着，站了好半天，领导终于过来了，他去办公室调停了一会，没有结果，就把我领到开水房，让人抬走大电炉，放进一张桌子。我就这样待了下来。我知道，事后监督办公室里有两扇窗户，有柜式空调，有简易沙发，有茶几，有报夹，像个小家一样舒服，而我这里既没窗户，也没空调，仅有一张满是划痕的旧桌子，一台嘎嘎作响的电风扇。但我没说什么，我可以不在乎这些。
我觉得很滑稽，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我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从一线混进了机关，单间办公室，而我的武器不过是紧闭双唇，不发一言。
独处久了，我渐渐习惯了一个人无声地自言自语，习惯了跟自己的幻觉在一起，除此以外，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场面都让我不知所措。
一天当中，只有两个时段会有人出现在这间小屋里。一线的人来送传票，他们知道我是不会说话的，他们蹲在地上一五一十地数，然后抬起头来，大声说，哎，看好了，二十一本，没错吧？我点头。机关的人来取传票，他们早知道我形同哑人，他们一进门就大声说，哎，昨天的传票你复核完了吗？我摇头。怎么还没弄完呢？快点，下班前我要用。我又点头。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来到社区小诊所，医生二话不说，拉过一张处方单，垂着眼皮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在喉咙里吭哧了半天，好不容易可以开口了，却望着医生瞠目结舌。
我竟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看出了医生眼里的怀疑与不屑，她肯定以为我是个傻子，要不就是疯子，不然，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