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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这可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没交一分钱学费倒长了不少见识，可不是桩亏本买卖哟。”
“亏本？咱们本来就没有本，去巴西溜达一趟也是干赚的嘛。”
可能是这二位又想起了在巴西那花花世界的“冒险”经历了吧，说着说着，两个人偷偷乐了。这时，祖鞠又怀念起斗焕来：“在巴西要能和斗焕联系上就好了，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至今连一封信都没见过，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不大对劲，可能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吧。”
祖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从冰箱里拿出煎明太鱼烤了一下，升洲正要拿筷子夹鱼头，被祖鞠用筷子给挡住了。其实，在餐桌上为争鱼头展开唇枪舌剑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祖鞠最爱用一句四字成语，那就是“鱼头畜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鱼的头和牛猪等家畜的尾巴最好吃。如果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就变成“鱼头大战”了。祖鞠还对人说，在中国古代，几个朋友为了争吃鱼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争，“鱼头大战”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胡诌听着都十分可笑，可他还说得那么认真，煞有介事。
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寻寻开心，自个儿安慰自个儿罢了。
附近公寓大楼好像也对我们寄予了某种同情似的，好多人家都亮着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从窗口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看，他们好像都是在以电视机为伴来抚慰自己的悲苦人生。此时此刻，又能有几户人家的遭遇及心情和我们不一样呢？
就这样，我们在吵嚷和碰杯声中把一瓶又一瓶的老白干儿灌进了自己的肚子，真正自我陶醉了。大家酒劲都上来的时候，我昏睡过去，只有这时我才能享受到一时的快慰。
醒来一看天已经大亮，我推开祖鞠的两条短腿站了起来。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升洲，把大衣披在身上，穿好了鞋。今天的晨报已经塞进门缝里了，我顺手抄上出了门。报纸把新总统的头像满满当当登了一大版，吵吵着说什么文人政府终于诞生了。另一角则是一条十分沉痛的下野宣言。我走到街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呼出的热气应时凝成一缕缕的白雾，天变冷了。
清晨的风格外凉。一辆清洁车开到我的面前停下。在车后面脚踏板上站着的几个清洁工——环境美容师一齐跳了下来，把一个个装满垃圾的塑料袋使劲搬上车，这些垃圾袋沉重地散发着恶臭味，他们新的一天劳作就这样开始了。清洁工跳上车，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动作迟缓的清洁工，看样子是个新手，他想上去的时候，脚踏板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只能使劲插进一只脚，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随着车走了。远看过去，就像跳高跳到半空中时咔嚓一声拍下的照片，人的两脚叉开停留在半空中。由于重心不稳，车一颠，这个清洁工就跟着“前仰后合”。他两只手紧紧抓着车帮，生怕掉下来，嘴里不住往外呼着白气……不管哪个总统上台，老百姓的日子不都是这样吗？
清洁车过去了，可留下了让人恶心的臭味。后来，我蹲在那儿呕吐起来，一不小心，手里拿着的报纸滑落到了地上，吐出来的酸水把总统的头像给弄了个满脸花……
第十一章 别梦
我们几个人下了车，走在土道上。在城市里呆惯了，今天走这样的土道，似乎还有了一种新鲜感。时值一月份，但天气就像初春一样暖和，扑面而来的土地的气息使人感到一丝凉意，用鼻子一闻，怪清新的，我们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公墓那种特有的寂静使人不由得心悸，就像旅途劳顿的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一样，心里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平静感。
“这块公墓看样子还在卖，入住的阴宅还不到一半呢。”
升洲扫视了一下周围，看见不少地方只圈了地，还没见着坟头。
有人担心不久的将来，三千里锦绣江山将会成为三千里墓地江山。在韩国阴宅也属房地产，不少生意人为了赚钱就做起了这种买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座公墓周围冷清肃杀，大有向外扩展的余地。
走在前边的祖鞠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说：“好像就是这儿……从现在开始得看亨俊的了。亨俊，你来找吧！那些碑上写的都是汉字，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得看着名字一个一个找。”
我并没有闲着，一边走一边搜寻着斗焕的墓。如果只是盲目地相信祖鞠，跟在他屁股后边走，说不定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坟头前哭了半天，还不知道里头埋的是谁呢。
巴西事件结束以后又换了一届总统，时间也就这样悄悄从我们身边溜走了。虽然事过境迁，但我对祖鞠和升洲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少，对他们两个说的话我总得打个问号，不亲自确认绝不会轻易相信。不过有时还会让他们给卷进去，但是，我总感到即使不能避免受牵连，多画几个问号也是没有坏处的，它可以成为减少损失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斗焕的墓。它孤零零地躺在一排坟墓的尽头，看那架势，就像斗焕叉开两腿平躺着，脚下还领着几十个阴兵呢。这个坟就像斗焕的性格一样，显得那么有冲劲，虎虎生威，颇有点好汉不减当年勇的味道。
祖鞠从一个纸袋子里窸窸窣窣地摸出了烧酒和明太鱼干。升洲鼻头被冻得红红的，微弯着腰，一动不动地站着。天是那样的蓝，蓝得让人心颤，深邃的苍穹也好像在为死者哀悼似的，睁大眼睛呆瞅着这充满不平的世界。我们把整整一瓶烧酒倒在了墓前，然后又打开一瓶喝了起来。
斗焕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斗焕为做皮革生意，到哥斯达黎加去开辟海外市场。殊不知，开拓市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哥斯达黎加待不下去，他就混进赴美的偷渡人群，踏上了美国的领土，成了一个非法滞留的黑户。老岳丈的资助是有限的，而且也非长久之计，所以他想靠打黑工来养家糊口。在拿到绿卡之前，斗焕和我们所知道的黑户一样，只能干些帮人送送货，洗洗衣服，在加油站打打工，洗碗刷碟子的粗活儿。他当过私人保镖。为了挣钱他还给人家当过男保姆——虽然这种职业与他的体格并不相称。斗焕临死前在超市打工。有一天，他留在店里值夜班，半夜两点，突然一个强盗持枪破门而入。斗焕看这强盗很年轻，便想露两手吓唬吓唬他，对方用英语喊了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斗焕佯装没听懂，顺手拉开十八罗汉的决斗架势，攥紧拳头，弯起两臂在头顶上一架，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对方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一颤，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在洋人眼里，东方人做这种动作不是少林武术便是跆拳道，是要置对手于死地的功夫。扑通一声，斗焕倒在了地上。就这样，受尽生活煎熬的斗焕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前夜——2000年冬天，一声不响地倒在了万里之外的超市的收银台前，永远离开了这个专跟普通老百姓过不去的世界，他的账到此结清了。当他闭上眼睛的那一瞬间，也许在想，这样死了倒痛快些，总比坎坎坷坷、窝窝囊囊地活一辈子，最后抱憾而死要强一些……斗焕想到这儿，说不定嘴角上还会露出一丝微笑呢。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说斗焕的人生是拴在我们这辆马车上的，就是在万寿山四人俱乐部时期，他也只是在我们三个人周围转悠，时不时地抖抖腿，对我们的事并没有更深的关心。严格地说，二十六年前，也就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从我们身边消失了。打那以后，我们只和他见过两次面，但每次见面都会使我们三个人的人生出现新的混乱。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感到，和斗焕的奇异缘分，似乎对我们三个人的人生起到了遥控作用。进入不惑之年后我们才逐渐明白，人生并不是由自己来安排的，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着鼻子走。只有这时，我们才隐隐约约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自己的命运居然是那么无能，那么软弱，就像一条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当然，我们的这种想法并非出自个人遭遇和思想上的偶合。
我们三个人并排坐在斗焕的墓前，默然地把纸杯里的烧酒一杯接一杯地灌进肚子。此时，我们心里十分难受，为斗焕的死感到悲伤。我们伤感的并非是斗焕一个人的死，而是已经预感到剩下的这三个人结局并不会比斗焕好多少。我们感到失落，也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