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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陪爸爸。”
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在椅子里转过头来。“大夫说什么了？”
“他一直都很忙。他一出来我们就去问他。”
萨拉·兰德尔突然被惊醒了，她立刻坐直了身子，同时整理了一下衣服。兰德尔吻了吻她的面颊，同时拥抱了她一下。“别担心，妈妈，一切都会好的。”
“这只有听从上帝的安排了。”萨拉·兰德尔说着，看了一眼刚刚挂上电话的汤姆·凯里。“是不是这样，汤姆？”
“说得对，兰德尔太太。我们的祈祷上帝会听到的。”
史蒂夫·兰德尔看到凯里的目光移向了门口，顺着他目光望去，立即站了起来。
莫里斯·奥本海默医生，正在穿着他的外套，心事重重地出现在门口。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一口，抬起头来，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大家都看着他，默不作声。他才意识到这异常紧张的气氛是他带来的。
“我是很希望有新情况告诉大家，”他并非对某个具体在场的人说，“不过我没有，还没有。”
他示意兰德尔坐下，同时自己也在沙发对面坐下，继续抽他那支未抽完的香烟。这时克莱尔、约翰逊、赫尔曼舅舅以及汤姆·凯里牧师都向他围坐过来。
“现在，诊断结果，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奥本海默医生着重对兰德尔和他母亲说。“今天上午内森脑动脉里有血块凝固。大脑受伤的结果是大去知觉，通常至少也是半身不遂。”
他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史蒂夫·兰德尔插言说：“什么是半身不遂？”
“身体的一半瘫痪——通常包括脸、手臂、腿——就是大脑受损所对应的那一半。就目前状况来看，主要是左边出现了瘫痪。在内森陷入昏迷以前，他的左边就已显示出瘫痪的迹象，不过身体主要的器官还照常工作。病情至今还没有恶化。”他环视着一张张着急的脸。“总之，就这些了。”
“奥本海默医生，”兰德尔急忙问道。“您还没有告诉我们我父亲的最坏结果，他有没有治好的可能？”
这位医生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无法预知这一点，史蒂夫，我只能说一切尚待观察。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做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这次中风不引起心脏毛病的话，就有很大希望能够治好。”
他又转向萨拉·兰德尔。“萨拉，你丈夫的身体素质很好，意志坚强，有着忠贞的信仰，这几个因素合起来往往会产生奇迹。不过，我不能隐瞒，不能报喜不报忧，他的病情很危险。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也有许多有利的因素。目前，我们只能消极地观察等待。有许多人，许多大名人往往在重病之后又治愈，余生做了不少贡献。比如卢愚·贝斯特教授，在他46岁时，中风瘫痪了，就像您丈夫这样。后来，他竟然治愈了，致力于发展他的事业，研究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还有治疗狂犬病的有效方法，并且活到了73岁高龄。”
奥本海默医生捻熄了香烟，并举了起来。“因此，萨拉，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
“我为他祈祷，”萨拉·兰德尔坚强地说，同时在克莱尔和兰德尔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您不仅要为他祈祷，”奥本海默医生说，“现在，您要回家，要休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重身体……克莱尔，你要多抽点时间来照顾你妈妈，让她休息以前服一点安定片……史蒂夫，我很抱歉，我们的再次相聚竟在这样的场合。不过，像我所说的，我们应该对此有信心。我将继续观察，在今天晚上如果有什么新情况，我会立即通知你，你尽可以放心。要不然，就这样，明天上午在这儿碰头。”
医生搀扶着萨拉·兰德尔，轻声安慰着她走出了休息室。
其他人也跟着走了出来。赫尔曼舅舅走在兰德尔的旁边。“你要去干什么，史蒂夫？我们可在你的老房间安排床铺。”
“多谢，不过我不需要了。”兰德尔快速地说。“我的秘书已在奥克里兹饭店订了房间，我还有许多公事要处理，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实际上，他是想给纽约的达丽娜打电话，还有他还想与他的律师萨德·克劳福德通话，关于公司转让给托里和卡斯莫斯企业的事。不过一整天他都处于悲伤状态，现在感到很疲劳。“还有，我还要给在旧金山的巴巴拉和朱迪打电话，她们一直与爸爸的感情甚笃，我认为我应该……”
“噢，上帝，我忘记告诉你了，”克莱尔突然来到他身旁打断了他的话。“他们已经来了，巴巴拉和朱迪现在已在奥克城。”
“什么？”
“我忘记了，史蒂夫，原谅我。我忙昏了头，什么都忘了。我给你打完电话后，接着就给在旧金山的她们去了电话。她们都很伤心，就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早班飞机赶来了。赫尔曼舅舅告诉我，她们在晚饭时就赶来了，直接从机场来到了医院。她们看望了爸爸，而且还等了你一会儿，后未朱迪有些害怕，就在我接你离开机场时，巴巴拉带她休息去了。”
“她们现在住在哪儿？”
“住在奥克里兹饭店，还能住哪儿呢？这里还有哪家像样的旅馆呢？”赫尔曼舅舅说。“让我想想，巴巴拉让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很晚的话，她让你离开医院后去见见她。”
兰德尔看了一眼手表，还没有到子夜，还不是太晚，巴巴拉一定还在等着他。他知道他们终究要面对面的，虽然目前一点也不想去见他的妻子，可是这是无法逃避的。还有，他的女儿朱迪也会在那里，今晚他想去看她们。
“好的，”他说，“有谁送我去饭店呢？”
饭店里，巴巴拉房间的门打开了，她站在那里等着他。
“你好，史蒂夫。”她说。
“你好，巴巴拉。”他说。
“内森的事令我很伤心，”他的妻子说，“我爱他就像我亲父亲一样，这样的事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不是吗？噢，不要老站在这里。快进来，史蒂夫。对你的到来我很高兴。”
她没有做出让他吻的样子，他此时也没有吻她的心情。他跟着她走进了客厅。房间很干净，但毫无生气，乱糟糟地放着几把简单的椅子，两张咖啡桌子，一张长沙发椅，一个打开的酒柜上放着两个玻璃杯，旁边一瓶未开启的苏格兰威士忌。很明显，他的妻子在等着他。
巴巴拉站在房子中间，非常地沉着、冷静。她看上去和分手时没有多大变化，甚至看上去比以前更漂亮了，保养得更好了。她一头棕色头发，白净的脸上长着一双棕色的小眼睛，30多岁的她身材还是那样的好，只是胸部平了一些。她穿着一身高档的套装。看起来，她太旧金山化了。
“我们一到医院就去看了内森，”她说，“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史蒂夫。我们都很伤心。朱迪刚刚离开去睡觉。我们也很爱他。”
也许兰德尔的耳朵欺骗了他，不过他想他还是听出她强调了几次“我们”——“我们”去看望了，“我们”也很爱她。现在“我们”是包括朱迪的母女，而不是陌生的丈夫和父亲。巴巴拉非常了解他，知道哪里是他的薄弱之处。她如此刻意地强调“我们”，是在攻击他，是用一种策略在提醒他，她们母女是在一起的，也许本来什么也没有，只是他凭空想象而已。
“太糟糕了，”他说，“整个事情。”他端详着她。“很长时间了，看样子，你生活得不错。”
她笑了。“还行吧。”
“朱迪现在什么样？她怎么样？”
“现在她已经睡觉了。她经过长途飞行和在医院的折腾，太劳累了，刚刚去休息。现在可能已经进入梦乡了。不过，她很想见到你。也许只有到明天了。”
“我想现在就去看她一眼。”
“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喝上一杯吗？”
“我想还是到一楼酒吧去喝吧。现在还没有关门呢。”
“如果你不介意，史蒂夫，我喜欢在这里。这里更安静，更自由，我们可以谈一会儿。只是随便聊一聊，我向你保证。”
她想聊一聊，他想。他记得他们过去聊过几次。是谁——一位德国哲学家——说过结婚就是一次长的会谈？他希望是一次平心静气、充满柔情蜜意的长谈，而不是一次互相讥讽、互相嗤笑的聊一聊。
“随你的便。”他说，“我要一杯冰冻威士忌。”
他轻手轻脚地推开卧室的门，走了进去。屋里光线很暗，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