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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如聘请教授与设备等等），全由学校各科主任，校长与学生代表讨论进行的，并非一二人所能左右，某君大有可以促进学校改革的机会，但都不屑去做，倒反而写了文章去攻讦，我觉得这种态度很不好。
这封信写的太长了，但我以复旦学生一分子的资格，不能不写这一封信，希望某君的态度能改变一下才好。再我这封信是用真姓名发表的，我负完全的责任，如某君有答辩，也请写出真姓名，这别无用意，无非是使某君表明他是负责任的。
祝先生们安好！
章达生。八月二十日，于复旦大学第一寄宿舍。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八期“通信
“栏，在章达生来信之后。
〔２〕 “有闲阶级” 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引用成仿吾批评《语丝》撰稿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等语后说，“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３〕 指同期《语丝》所载宏芬《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一文。该文赞同冯珧对复旦大学黑暗腐败现象的揭露，并对不问教务的校长表示了不满。
〔４〕 指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
关于“粗人”〔１〕
记者先生：
关于大报〔２〕第一本上的“粗人”的讨论，鄙人不才，也想
妄参一点末议：——
一 陈先生以《伯兮》一篇为“写粗人”〔３〕，这“粗”字是无所谓通不通的。因为皮肤，衣服，诗上都没有明言粗不粗，所以我们无从悬揣其为“粗”，也不能断定其颇“细”：这应该暂置于讨论之外。
二 “写”字却有些不通了。应改作“粗人写”，这才文从字顺。你看诗中称丈夫为伯，自称为我，明是这位太太（不问粗细，姑作此称）自述之词，怎么可以说是“写粗人”
呢？也许是诗人代太太立言的，但既然是代，也还是“粗人写”而不可“捣乱”了。
三 陈先生又改为“粗疏的美人”，则期期〔４〕以为不通之至，因为这位太太是并不“粗疏”的。她本有“膏沐”，头发油光，只因老爷出征，这才懒得梳洗，随随便便了。但她自己是知道的，豫料也许会有学者说她“粗”，所以问一句道：
“谁适为容”呀？你看这是何等精细？而竟被指为“粗疏”，和排错讲义千余条〔５〕的工人同列，岂不冤哉枉哉？
不知大雅君子，以为何如？此布，即请记安！
封余谨上十一月一日
E E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大江月刊》第二期“通信”栏。
〔２〕 指《大江月刊》，文学刊物，陈望道等编辑。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期。关于“粗人”的讨论，指章铁民、汪静之对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认为《诗经。伯兮》是写“粗人”的说法的批评和陈的反驳。这一讨论，原在上海《暨南周刊》上进行（见该刊一九二八年第三卷第一、二、三、十期）。《大江月刊》创刊号载有章铁民的《〈伯兮〉问题十讲》一文，介绍了这场争论的经过，并批评了陈钟凡的错误观点和态度。
〔３〕 陈先生 即陈钟凡，字玄，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他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辩解说：
“‘粗人’二字，原意是‘粗疏的美人’”。（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二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指责说：“我自己的偏见，实在觉得，一说‘粗人’不错，再说‘粗疏的美人’更加不错，不过你和章铁民一不解再不解，一捣乱再捣叶选！保？见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十期）《伯兮》，《诗经。卫风》的一篇，描写一个女子对于从军远征的丈夫的思念。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４〕 期期 《史记。张丞相列传》：“帝（汉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唐代张守节正义：”昌以口吃，每语故重言期期也。“
〔５〕 排错讲义千余条 陈钟凡在给章铁民的信中说：“拙著仓猝付印，内中错误至多，经我校正约千余条”（见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暨南周刊》第三卷第三期）；又在给汪静之的信中说，这是指“排印的错误”。
《东京通信》按语〔１〕
得了这一封信后，实在使不佞有些踌躇。登不登呢？看那写法的出色而有趣（又讲趣味，乞创造社“普罗列塔利亚特”文学家〔２〕暂且恕之），又可以略知海外留学界情况。是应该登载的。但登出来将怎样？《语丝》南来以后之碰壁也屡矣，仿吾将加以“打发”〔３〕，浙江已赐以“禁止”〔４〕，正人〔５〕既恨其骂人，革家（革命家也，为对仗计，略去一字）又斥为“落伍”〔６〕；何况我恰恰看见一种期刊，因为“某女士”〔７〕说了某国留学生的不好，诸公已以团体的大名义，声罪致讨了。这信中所述，不知何人，此后那能保得没有全国国民代表起而讨伐呢。眼光要远看五十年，大约我的踌躇，正不足怪罢。但是，再看一回，还觉得写得栩栩欲活，于是“趣味”终于战胜利害，编进去了；但也改换了几个字，这是希望作者原谅的，因为其中涉及的大约并非“落伍者”，语丝社也没有聘定大律师〔８〕；所以办事著实为难，改字而请谅，不得已也。若其不谅，则……。则什么呢？则吾未如之何也已矣〔９〕。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八日灯下。
编者。
B备考C：
东京通信
记者先生：
的确是应当感谢的，它这次竟肯慷慨地用了“中华民国”四个字，这简直似乎是极其新颖得可笑的；前天早晨在《朝日新闻》第七版的下方右角上，“民国双十节讲演会”的题下
登着这样的一段：
“十月十日，名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革命纪念日。今年因国民革命成功，统一的大业已完成，在东京横滨的民国人将举行盛大的庆祝。由支那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及在此的民国人有力者的‘主催〔１０〕’，今日午后一时起在青山会馆开祝贺讲演会，晚间举行纪念演剧会。”
事前各学校已接到监督处的通知，留学生们都得了一天休假。既已革命成功全国统一了的今年的双十节，自然是不能不庆祝的。何况这些名人和有力者已代我们完全筹备好了，当然更不该抛弃这最便宜不过的无条件的享受的权利。
在电车上足足坐了一个钟头之后，就看见这灿烂堂皇的会场了！墙上贴满了红绿色纸的标语，诚然是琳琅满目，你看，……万岁，……万岁，到处是万岁，而且你再看，只在那角上，在那一切观众的背后的墙上夹杂在许多“万岁”之间有着这样一句：“庆祝双十节不要忘了阻挠革命的帝国主义”。措辞是多么曲折巧妙呀！无怪在每一本讨论到中国事情的日本书上，无论它是好意或恶意，都大书特书着说支那人是有外交天才的。呵，外交天才！是的，直率地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失去了外交辞令的本色的，并且会因而伤及友邦感情，自然应当稍稍暧昧地改口说“不要忘记”。至于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而革命或是因革命受阻挠才暗记下“帝国主义”四个字来，那当然是可以不必问的——也是我辈无名而无力的青年所不该问的，或者。
演说的人，大概就是那些名人和有力者了。一个一个地，……代表，……代表，各自发挥着他们底大议论——有听不见的，也有只闻其声而不知他到底在说些什么的。礼服，洋服，军装和学生装替换着在台上出现，不，是陈列起来。名人在桌上用拳头打了一下，于是主席机警地率领着民众报之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