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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件案子上，他们会砍掉九头蛇的两个头。三个月之后，政府会将此案提交联邦地方法院。审理工作可能会需要一个星期。被告方会全力辩护，但只要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谨慎利用罪证，他们便会胜诉。被告方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诋毁海岸警卫队，但是不难发现公诉人早就作出的认定：陪审团会把韦格纳艇长视为英雄，把被告视为社会渣滓。几乎可以肯定，被告方惟一可能采用的辩护策略只会起反作用。下一步，法官得作出恰当的裁决。但是，这是在南方，对联邦法官的要求也只是对司法拿出简单明了的意见。一旦被告被确定有罪，案子就会进入定罪阶段。但是，还因为这是在南方，人们都是读《圣经》的，因而陪审团会听信这种使人恼火的案情：对全家人的谋杀，强奸可能性很大，杀死儿童，以及进行毒品交易。这时，被告会提出反驳，指出船上有一百万美元，主要受害人参与了毒品交易。公诉人会一本正经地发问：有什么证据？难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参与了吗？陪审团会静静地、冷静地、恭敬地听取法庭辩论，会从法官那里得到指示——而当初告诉他们如何判定被告有罪的正是这位法官。他们会花一段时间进行商议，认真地彻底地进行考虑，作出几天前已经作出的决定，然后向法庭报告：死刑。这时已成了罪犯的被告会被移交联邦监狱押候。该案自然会被上诉，但是由于证据确凿，只要法官在审判程序上无大错误，很可能维持原判。多次的上诉会花去数年时间。人们会从理性出发反对这一判决——默里虽不同意，但却尊重这些观点。最高法院迟早得作出裁决，但是被警察称为最高上司的人知道，尽管早先的判决不妥，然而宪法曾仔细探讨过死刑，而且通过国会所表达出的国民意愿，以及大多数人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所反映的意见，都已直接授权他们对某些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案犯处以死刑。这样，大约经过五年时间，所有的上诉被听取和驳回之后，这两个罪犯就会被绑在椅子上处以电刑。
对默里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他精明老练，富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警察。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时他已成年。当时他认为他和他的同窗——大多数现已退休——能改变这个世界。统计数字显示他们在许多方面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是统计数字太枯燥、太遥远，也不通人情。在默里看来，打击犯罪是长期的、无穷无尽的小规模战斗。受害者遭抢劫、绑架、杀害时往往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被联邦调查局的武士兼牧师们救出的或报仇雪恨的往往也都是单个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的世界观也受到了天主教价值观的熏陶，而且联邦调查局一直是信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天下。也许他还没有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已经使许多人免遭杀害，为许多已经死去的人申了冤，报了仇。新的罪犯总是不断产生，但他每次都打了胜仗，而且与以前有所不同，会朝好的方向转化。他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他像笃信上帝那样相信：每抓住一个罪犯，很可能就使某个地方的一条生命得救。
在这个案件中，他又一次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但是，这对整个毒品犯罪活动能起多大作用呢？他的新任职务使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更长远的观点，这是普通特工们只有在下班后饮酒时才会去考虑的观点。默里知道，由于这两个家伙已不能继续行动，九头蛇又长出了两个或更多的头。他的错误在于未能顺藤摸瓜，而其他人却正在这么做。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是通过改变战术把九头蛇杀死的。记得这一事实的一个人就在这间办公室里。默里尚不理解的，在决策层，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也会逐渐改变。
一个行家来组织秘密行动
科尔特斯也喜欢这里的景色，尽管这幢建筑位于高山上，空气稍嫌稀薄。他新近投靠的老板知道怎样摆架子才能显出自己的地位。老板的办公桌背对那扇宽大的玻璃窗。这样，隔着这张大办公桌，面朝他的人就很难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派头十足。他动作不多，语言平和。但是科尔特斯很清楚，此人心狠手辣，虽然受过教育，却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经验丰富。然而，费利克斯·科尔特斯知道，这正是他雇他来的原因。所以，这位在莫斯科克格勃中心受过训练的前上校，把目光的焦点调整到窗外狭长山谷里的翠绿景色。他对埃斯科韦多搞的这种目力游戏毫不介意。在与他打交道的人当中，比眼前这位更阴险狡诈的他都见过。
“嗯？”
“我已经吸收了两个人，”科尔特斯说，“一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愿意为我们提供情报，另一个由于其他原因也愿意这样做。我还考虑了另外两个人，但觉得不适合，就没有要。”
“叫什么名字——你想用的那两个人？”
“不能讲。”科尔特斯摇摇头说，“我告诉你，我的人的身份必须保密。这是情报工作的原则。你的组织里有告密者，不能守口如瓶就会削弱我们获取所需情报的能力，老板。”他讨好地说。这家伙需要人奉承。“老板，你是看我有专长、有经验才雇我来的，你得允许我按我的办法做。我的人水平怎样，从我提供的情报上就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情我理解，这很正常。卡斯特罗本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是这样回答他的。不这样做不行。”
埃斯科韦多哼了一声。他喜欢别人把他与国家元首相提并论，特别是与那位成功地和美国对着干了二十多年的国家元首相提并论。科尔特斯不用看就知道，他脸上肯定绽开了满意的笑容。他的回答完全是谎言：因为首先卡斯特罗从未问过他这个问题，再说，科尔特斯以及那个岛上的任何人都绝对不敢对他保什么密。
“你都了解到什么情况了？”
“有件事正在进行中，”这样枯燥无味的回答，简直会惹人生气。毕竟他得表明自己并不是光拿钱不干活。“美国政府正在拼凑一项新计划，目的在于加强他们截获走私品的能力。我的人到现在尚未得到具体情报，不过，他们听到的消息来自多个渠道，因而很可能是真的。我的另一个渠道的人将会证实我从第一个渠道得到的情报的准确性。”科尔特斯知道，他的话对埃斯科韦多无异于对牛弹琴。在任何真正的情报部门里，出一趟差就能吸收两个互补的情报渠道，这样的人应该得到称赞。
“这个情报需要我们花多少钱？”
钱，他考虑的就是钱。科尔特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难怪他需要一个行家来组织秘密行动。只有傻瓜才会以为钱能买到一切。不过，另一方面，有时候钱确实神通广大。埃斯科韦多在为他做事的美国人和叛徒身上花的钱，要比整个共产党情报网本身的开销还多。不过这一点科尔特斯还不知道。
“在一个大人物身上花一大笔钱，要比把这笔钱花到许多小人物身上管用。要得到我所要的情报，花二十五万美元就绰绰有余了。”当然，他要把大部分扣下来，因为他自己的开销相当大。
“够了吗？”埃斯科韦多不大相信。“我付的比这个多，为了——”
“那是因为你的人做法不妥，老板。你总是按对方的身份付钱，而不是按他们所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付钱。你们一直没有一套有系统地和对手打交道的方法。有了恰当的情报，你们就能使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你们的行动就会是战略性的，而不只是战术性的了。”科尔特斯最后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
“不错！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