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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一路抢劫到马邑一百里外，看见牛羊遍地，却不见一个人，就起了疑心。（这段戏汉朝演得有点假了，放牛的人好歹还是该有几个的嘛）于是攻打汉军卫所，捉到武州尉史（匈奴传说是雁门尉史），问出了伏兵实情，单于先惊后喜，认为是天意，于是封尉史为“天王”，并立即下令退军。已经赶到伏击阵地的王恢、李息，面对数倍于己的匈奴大军不敢单独出击，眼睁正看着匈奴军队离去。等汉军三十万主力追到边塞时，匈奴已经安全退出了。
一场超大规模的伏击战就这样窝窝囊囊地结束了，双方都白跑一趟。王恢因不敢出击匈奴而被逮捕下狱，最后自杀了。聂壹结局如何，则无人提及了，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他的结局会好吗？汉、匈奴从自交恶，大战不断，边贸的生意场都砸了，还赚什么差价？匈奴这个交易对手也被吓跑了，从此成仇家了，不杀他祭天就不错了，还生意。
好好的生意人，玩自己的买卖还不安心，还想玩政治、玩军事、玩谍中谍，结果反被玩了。
个性富豪杨王孙
有的富翁起高楼，有的富翁要触电，有的富翁泡小蜜，有的富翁周游世界，有的富翁要上天，现在的这些富翁都这样出位、出格，汉代的富翁呢？别说，还真有位出格的。
班固在他的《汉书》中记述了几位特立独行、行为偏激的人物，这位富豪就是其中之一，名叫杨王孙。
杨王孙学的是道家黄老养生之术，他看到《庄子》里写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遭到庄子反对，于是在临终之前，遗命“裸葬”。杨王孙的理由是，既然形骸保留不住，迟早与土壤归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迟，不让它速朽呢？又何必让形骸长久做客于外呢？形骸与泥土隔开，不能返真归土，他要“吾是以赢葬，将以矫世也”。
谁的爹发出这种言论，做儿子的都犯难。
老杨的这种牛逼言论使他儿子陷入“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的两难之境。于是，他儿子赶紧去请父亲的好友祁侯出面劝解。没想到杨王孙对祁侯说的“厚葬是古代圣人留下的制度”那套话根本不听，他反驳说“厚葬有什么好的？俗人互相攀比，花费很多钱财，才把尸体埋到地下，甚至今天下葬，明天便被人挖走，这和暴尸野外，有什么区别？”
最后，大家伙都被杨王孙的临终真情告白说服了，“遂裸葬。”
面对老杨的出位表演，汉代次席评论人班固表示了赞赏：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晋代名流王羲之也表达了支持的观点，“常依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于他”，表示“老夫志愿尽于此也。”东晋第一诗人陶渊明则作诗号召：“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进一步说：“杨王孙那样做，目的是在教训儿女节俭。”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则站到了反方席位上，“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冠之传酋，不其秽欤？”要是不能惹出争论、不能招来抨击，那还算什么个性啊，呵呵。
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
总体看来，在“文景之治”低税率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大量的富豪涌现出来，在上文榜中所介绍的汉代富豪中，已经挂一漏万的点染了这个时代的氛围，按照史书的记载，在文景之治的幸福时光里，大大小小的富豪非常之多，整个社会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全国级别的富豪、省级别的富豪、市级别的富豪、乡级别的富豪太多太多了。
这些大量涌现的富豪，已经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极大的关注点，司马迁对这些富豪经营手法的评价是：“而富者必以奇胜。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整体来看，司马公对这些富豪的评论还是很中肯的，承认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之所以能够积累其一定的财富，还是凭借了个人的致富能力，对他们的这种致富能力，社会舆论也给与了承认。但随着财富积累达到了一定量级后，奢华无度、豪徒兼并等等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
如何让富起来的社会走向和谐、共同富裕；如何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和整个社会同步；如何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国家意志、国家力量相统一；如何让具有财富力量的人，在全国一盘棋中合适运作；如何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渐渐成为了以汉武帝为首的新一届汉政府考虑的问题。
在国家有财政需要时，如何让富裕的人士参与其中、贡献力量；在国家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时候，如何让每一个社会个体都适当的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增加负担，汉武帝刘彻用他的大作为、大行动作出了解答。
只可惜，这份答卷太沉重，全国半数以上的中产人家在汉武帝的大宏图中破产，在汉武帝的大经济改革中，全国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世界经济上最严酷的一场经济变革，即将在文景之治的陶醉时光后，凶悍登场，也就是在这场变革之后，中华帝国的经济管理大权进入了一个新的管理架构之中，在新的架构下，行政权力与经济行为被彻底混淆、官与商的鸿沟被变相焊接在了一起、公与私界限在含混中暧昧起来、国有与民营性质成为了权力下的蛋……这场变革影响无比深远啊。
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
儒家：从江湖到庙堂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之后，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数越来越多。钱穆大师总结过，汉朝开国时，担任丞相的先后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几乎都是部队出身；文景之治的时候，也主要是开国军人、或者周亚夫、刘舍这些太子党做丞相；汉武帝一开始用的丞相也主要来自于公候世家，只有公孙弘是以布衣资格拜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公孙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从此之后，儒家力量越来越大，汉昭帝、汉宣帝时，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资格当丞相。
从军功、到世家，到儒家，在这种人事制度变迁背后，实际上体现着儒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汉初，儒家不过是黄老大政方针下的百花之一；汉武帝时，已经是国家钦定思想；此后，儒家已经从思想领域，堂而皇之的切进政治领域。
回首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学术终于从江湖之远，走到了庙堂之上；完成了从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转变。儒家学术地位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民族的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先哲讨论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儒家的庙堂历程，是因为在西汉后期，儒家学术是如此的兴旺发达，是如此的势不可挡，是如此的纵横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在这种任意驰骋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复古主义思潮，终于掀起了一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风暴、大悲剧，这场悲剧的第一号男主角就是王莽。
从政治复古到经济复古
货币主义的当家人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示：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公元9年到23年，王莽创立“大新帝国”，在全社会近乎疯狂的复古主义思潮下，在政治领域复古主义的驱动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王莽为首的一干政客“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开始从政治领域试图逆向驱动经济，终于搞了一次经济大复古，不顾人口质量与数量的现实情况，不顾知识存量，只想在激励机制上做手脚，志向是远大的，但结果是他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王莽这孩子成功就成功在能把儒家的那套假道学玩得出神入化，翻翻史书，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