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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当过豫章太守；马谡的哥哥马良为侍中。诸葛亮斩了马谡，岂非可以说：官员斩了官员的弟弟，或：官员的儿子斩了官员的弟弟；或：官员的侄子斩了官员的弟弟？（《三国志·马良传》）
以上诸例，乍听之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了解内容之后，方知不过如此。现在诸事讲究炒作，看来同样一件事，换一个匪夷所思的提法，就可以化平淡为离谱，化腐朽为神奇，也算是一种炒作方法呢！
标题： 18 何进属于什么集团？
内容：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留下十四岁的儿子刘辩和九岁的儿子刘协，
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在宫廷斗争中两败俱伤，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里。”（《品三国》38页）“灵帝去世后，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双方都大开杀戒。”（《品三国》43页）
董卓入京以前，宫廷里的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是什么集团和什么集团的斗争？我们还得从东汉政权内部斗争的源头说起。
东汉自和帝（公元88—105年在位）之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外戚和宦官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所谓外戚，就是皇亲国戚，是后妃的家庭成员，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舅父、表兄弟、岳父、内兄（大舅子）、内弟（小舅子）等等。宦官就是太监，这不必多做解释了。到了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又有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异军突起，便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其中包括在职或下野的官僚士大夫、海内名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太学生。他们往往与外戚结盟，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把这些人视为眼中钉，诬称他们为“党人”。古人认为“君子不党”，“党人”的涵义就是结党营私，要造反的人，是宦官集团送给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一个恶号。
公元166年，桓帝在宦官的示意下，下诏在全国搜捕“党人”，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捕下狱，由于外戚大将军窦武上表营救，桓帝才下诏将“党人”赦归故里，但还是要“禁锢终身”。这里所说的“禁锢”，并不是囚禁的意思，而是指禁锢他们的仕进之路，终生不许出来做官。这就是东汉晚期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党人被禁锢的灾祸）。公元169年，在灵帝统治时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的“党人”被处死或被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后，“党人”才被解禁。
董卓入京之前，宫廷里的斗争，仍然是这种斗争的继续，就是外戚集团与官僚士大夫集团结盟，共同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大将军何进，是灵帝何皇后的哥哥，是屠户出身，没有多少文化，怎么会是“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作为皇亲国舅，他是外戚集团的代表。而西园八校尉中的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以及尚书卢植等，则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代表人物。这个集团的骨干力量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所以只能称为“官僚士大夫集团”，而称为“士人集团”是不准确的。
当时外戚集团分裂了，何皇后之兄大将军何进拥戴皇子刘辩（即少帝）；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之侄骠骑将军董重则拥戴皇子刘协（献帝），两方进行了窝里斗，严重地削弱了外戚集团的力量；又加官僚士大夫集团掌握不了多少军队；而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何进又优柔寡断；所以在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两败俱伤，官僚士大夫集团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作出了引董卓入京的错误决定，使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代表人物董卓的手里，掀开了中国政治上最黑暗的一页。
标题： 19 军阀割据不等于地方自治
内容：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中央政权失去控制之后，拥兵自
重的地方官就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帝国境内，开始了地方自治，军阀割据和诸侯兼并。”（《品三国》39页）
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被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黄巾军主力失败后，在外戚、官僚士大夫和宦官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董卓进京，控制了朝廷。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以讨董卓为名纷纷起兵，实际上是军阀混战的开端。他们逐鹿神州，烽烟四起。到了公元196年，曹操挟献帝定都于许县时，全国军阀割据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
曹操：占据兗、豫二州及京畿地区，以许都（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为中心。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以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为中心。
公孙瓒：占领幽州，以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为中心。
袁术：占据扬州的淮河流域，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
孙策：占据江东，即扬州的吴郡和会稽郡（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
刘表：占据荆州，以襄阳为中心。
吕布：占据徐州，以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中心。
马腾、韩遂：占据关中（今陕、甘地区）。
公孙度：占据辽东郡，以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为中心。
刘璋：占据益州，以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为中心。
那么，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是否如易中天所说，就是地方自治呢？不是的。古代有藩属制度，而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是近现代的政治制度，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具体内容不同，但大体上都有这么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权的领导。
二是重大问题由中央统一管理和实施，如外交、对外战争、重大工程等。
三是国家有宪法，地方有自治法，一切按法制办事。
四是地方上的重要人事任免事项，由中央任命或批准。
在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中央领导和依法办事。而古代的军阀割据（近代的军阀也一样），军阀就是草头王、土皇帝，我行我素，说什么算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既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法制精神，怎么能说得上地方自治？连藩属制度也够不上。因为藩属制度还要承认宗主国或中央政府的权威，还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重要的事情还要和宗主国或中央政府沟通。军阀连这些也是办不到的。
标题： 20 桥瑁没有发矫诏
内容： “联军成立这事，《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发起的，谓之‘发矫诏诸镇应曹
公’，怕是抬举了曹操。曹操当时恐怕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发矫诏的事确实有，但那是东郡太守桥瑁干的，与曹操无关。”（《品三国》42—43页）
我查遍了《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以及《资治通鉴》等
有关史书，并没有发现桥瑁发矫诏之事，只见到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这件事，大概易中天指的就是这件事吧？这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
“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陈述董卓的罪恶），云见逼迫（说是受了董卓的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希望各州郡能发来义兵），解国患难。”
易书在45页也提到了这件事，但没有说这就是所谓“矫诏”。不过，除了这
一条资料外，似乎也不会再有别的资料了。
“矫诏”是假传皇帝的诏书、圣旨；而“诈作京师三公移书”是假冒京师中
三公的文书，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岂能随便混淆？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诏书具有无上的权威（当然在三国那样乱世里，要大
打折扣），其它任何文件都不能称为诏书，其权威是不能和它比拟的。矫诏的罪
过很大，甚至可以有灭门之罪，所以桥瑁斗着胆子，也只能“诈作京师三公移书”，
还没敢发矫诏欺骗各州郡。
标题： 21 袁绍在何处诛杀宦官？
内容： “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弄得人心惶惶。”（《品三国》44页）
袁绍是在什么地方诛杀宦官的？按照易中天的说法：是在京城里杀的。皇宫区以外称为京城，为百姓和商贾聚居之处。那就是说：袁绍杀宦官，不是在皇宫杀的，而是率兵跑到京城的大街上去了。大街上行人很多，其中不长胡须的男人不在少数。除了年轻人，成年人也有不长胡须的，现在北方人称为“老公嘴”。如果官兵来到大街上，以有无胡须为标准一路杀下去，那就不知道要误杀多少人；而且也会出现争着脱裤子，亮出镇家之宝的壮观场面，岂非成为千古奇闻！再者说：宦官都在皇宫里，你杀宦官跑到大街上来干什么！
从《三国志·袁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