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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轻松自在，像是在参加夏令营。後来队上的长官无意说出来，因为经国先生认为暑假太长，孝武待在家里会很无聊，又容易出去鬼混，所以乾脆交给干校看管，受受军训，期盼透过部队生活，让他养成纪律观念和规律起居。经国先生的用心也够良苦了，实际效果却有限，因为每到晚上，他并不是和大夥儿在大寝室里睡大通铺，若不是溜出去，就是安排到长官的单独卧房就寝；至於出操，那更是随他性了。
这件事到今天都令我不解，他被送到干校时，怎麽会不仅和我编在同一个连，居然“小组”活动，也和我编在一起？“小组会”都是晚餐後在教室里召开，每组只有十来人，彼此围成一圈、坐得也近。有天开小组会，他就坐在我右手边，可能太无聊，他转身望望我，低声地说：“让我来替你画张像，你长得眉清目秀的嘛！”我只笑笑，没说什麽。只见他在一张纸上煞有介事地像在为我素描，我也没去看他最後画得到底如何。我想他只是好玩，也可能是找借口搭讪。我暗中自问：“难道他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是谁，那时，我除了严守分际说我是“章孝严”外，其他什麽都不能说。到今天，我心中的谜还是没有答案，难道会是父亲刻意安排，要我们在这种自然而单纯的场合相遇相识？或者只是一种机率几乎等於零的巧合？只有问上帝了。
另一件事就更不寻常了。经国先生向来重视青年学子，每年都亲自到政工干校主持预官训练的开训典礼。但是，一九六叁年我到干校受训那一年，他却没有来，也是唯一缺席的一次，当时队上的长官们均感意外。我私下在想，难道是他知道我在受训，而刻意回避不来，免得造成我心理上冲击？
突然的第一次会面
一九七七年我从华盛顿回台北，孝武叁十出头，已是“欣欣传播公司”总经理。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机要 书方兴华来电，要我抽空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颇感困惑，因为我的工作和“欣欣传播”完全无关。我问方兴华，蒋总经理找我有没有什麽特别事？方兴华说不清楚，蒋先生只交代请我去一趟。
当我进到孝武办公室，他已等在那里，正抽着烟，很客气地和我握握手。坐定後，他问了问我工作情形以及家庭状况，我简单回应，也谢谢他关心；我也问他现在从事传播业务主要在做些什麽？他倒说得津津有味，看起来像是很容易赚钱的行业，因为他办公室的家具和装潢相当气派。那天大概谈了半个小时，完全是漫无主题的 聊，谈话中，我还期盼他能谈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有时他看来又有点欲言又止，我弄不清他那次找我到他办公室的真正目的为何？很可能他已风闻了一些有关我和孝慈的事情，所以想看看我到底长得是什麽模样、什麽样谈吐？
再下一次和孝武会面，则隔了快十年。十年里我已按部就班地在文官体系，从科员、科长、副司长、司长，一路晋升到“外交部”常务次长。孝武则已转到“中国广播公司”担任总经理，这是孝武工作最长的一个职务，从一九八○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八六年二月，有五年半的时间。
意外踏入“外交”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台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作家刘宜良在旧金山寓所被枪杀身亡），孝武就是在“中广”总经理这个职务上被卷了进去的。由於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台湾“司法调查单位”联手调查，证明该案系由当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指派陈启礼及吴敦赴美执行的一桩枪杀异己的任务，後来叁人均遭台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杀人罪，各判处无期徒刑等重刑。
美国国务院曾强力要求引渡有关嫌犯至美国受审，台湾方面则以双方无引渡条约为由坚拒。美政府及国会运用军售及贸易两大议题，对台湾持续施压，经国先生对这件事在双方关系上所造成的破坏颇为震怒。当时国内外媒体均影射孝武与该案有涉，让他百口莫辩。
就在各媒体把整个案子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经国先生断然把孝武调离，要他前往“新加坡代表处”出任副代表。代表是胡 将军，胡定吾的父亲。经国先生和李光耀总理私谊颇笃，孝武前往新加坡，经国先生最放心了。
经国先生这项决定，不管是对当局或对孝武个人来说，都是明智的。孝武有一万个不愿，也无可奈何。
“江南事件”对孝武是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表面上，他欣然赴任，内心则极不乐意。他很清楚，自此不仅远离亲友，更将远离权力中心。在此之前，坊间臆测他是“接班掌权”的可能人选之一的消息，甚嚣尘上。他的外放立即将此可能破灭。但孝武此一转折，却意外地踏入了“外交”系统，也造就了日後和我密切交往的机缘。
我们本来就是手足」
在孝武出任“副代表”半年，我升任“常务次长”，并主管“亚太和亚西司”业务，不折不扣地成了他顶头上司。对他的工作我了如指掌，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不动声色地帮他，从未因为他以前曾受周边人士怂恿，对我和孝慈有过抵制，而心生怨怼。我只认定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情分上要照顾他，工作上更要协助他，理由很简单，这应当是父亲经国先生所乐见的，尽管他可能当时不会知情，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对所有驻外人员例行性地逐一打年终考绩，孝武也在名册当中。我任“常务次长”，是“外交部”考绩委员会副主委，当评审到“新加坡代表处”时，我注意到胡 代表只给他八十一分，我便主动在会上发言为他争取了八分，修正提升到八十九分，是甲等的最高分数，可以获得两个月薪水奖金。事後，我从未问他知不知道那年他这麽高的考绩分数是怎麽来的。那天下班回家，我只告诉美伦：“很高兴今天能够以哥哥的身份在孝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了他一个忙，工作上给他鼓励。”後来，在处理“江南案”过程中，我又再次在暗中助了孝武一臂之力。
每次孝武从新加坡回来“述职”或休假，我都会抽空以“次长”身份到机场去接机，若是惠媚和他一道，我会要美伦同行。从“外交部”的角度，这是对他的特别礼遇，一般“驻外副代表”返岛“述职”，“外交部”顶多是派“副司长”或“科长”去接机就可以了。孝武很*觉得到我在许多方面释出的善意，於是对我的态度也起了转变。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几位司处长在国宾饭店二楼为他接风，饭前我俩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说有笑，非常开怀而亲切，在场采访的《中国时报》外交记者张慧英看在眼里，有感而发地问孝武：“你们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驳她说：“你错了，我和章次长不是‘情同手足’，我们本来‘就是手足’！”这是孝武第一次公开而自豪地承认，我们是兄弟。
介入处理“江南案”
“江南案”改变了孝武一生，但是他私下多次坦诚地跟我说，他确实与该案完全无涉。在岛内外媒体强大压力下，他无从辩解冤屈，最後，他只期望整件案子能够早日成为过去。
*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转任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从新加坡调升“驻东京代表处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会”主任後，即密集展开海外的访视，短短几个月，走遍了所有国民党的海外总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访的第一个行程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从二月二十六到叁月十叁日，十五天当中走访了十五个城市。抵达旧金山时，却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处理。
我访美各地的行程是公开的，当地华文报纸均有报道，侨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踪。叁月十日当天，我在凯悦饭店突然接到《联合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的电话，他和江南夫妇（刘宜良与崔蓉芝），在华盛顿时是多年好友，“江南案”发生後，他仍与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时有联系。施克敏在电话中告诉我，崔蓉芝从报上晓得我人在旧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见个面，有要事相商。当时若只顾虑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会犹豫或推辞，但是一想到若能协助当局早日将全案平息下来，是件好事，尤其对孝武更为紧要，於是答应在隔天离美赴日前，在饭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时整，崔蓉芝准时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