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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意义。我总担心这些小贩有朝一日彻底销声匿迹，没有他们的叫卖之声的城市固然合乎卫生秩序、开会观摩、迎接检查团的需要，但也诗意全无，一点也不好玩了。“千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什么”，一年中只需要几天，而大部分时间，我们是要过日子。过日子千差万别，脏乱差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有“邋遢鬼”这个词，汉语为之丰富。用一种生活标准来规范所有生活，世界只会枯燥乏味。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它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越剪越没有人气。看看，现在是不是越规范有序、越有洁癖的地方越没有人气，越古老传统的地方人气越旺，乐趣越多在中国，人生不只是活着，随便吃几片三明治麦当劳，为来世进入天堂而努力工作。人生在世要好玩：要蹲茶馆、要养兰花、要听戏、要摆弄文房四宝、要把玩石头，要有可以闲逛的大街小巷，不担心汽车、不屏住呼吸，不购物，只是看看走江湖耍猴、卖狗皮膏药、做面人、卖丁丁糖、糊风筝的……也会心情大好，释然。中国人的天堂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里面，“何似在人间”城市里的街道、集市、庙会、寺院、茶馆、菜市……都是玩场，不仅仅是西方发明的目的清楚然而枯燥乏味冷漠的购物中心、车行道以及教堂。现在的城市管理，更强调“管住”，而往往无视最基本的东西：城市是一个“生活”的寓所，它必须是“活泼泼的”，好玩的。中国现在的城市化非常危险，它在发展生活世界的沙漠，只要与20年前的城市比比，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聚集着人气的玩场：庙会、集市、摊贩、传统节日、街道上的生活，甚至小吃店都逐渐消失了。完全无节制的无序固然不行，但在过去，部分的无序都完全不予考虑。上海的妥协其实就是意识到对部分无序的容忍对有序非常重要，是之才可谓和谐社会。
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近乎于一场革命的改变是谁促成的就是那些不屈不挠的流动摊贩。至少在2006年上海关于“流动摊贩”管理方式的修改上，这些“流动摊贩”功不可没。正是这些“货郎”和“卖花姑娘”无与伦比的坚持与抗争，才有现在这个结果。那是怎样默默无闻而又悲壮的抗争啊，我们都曾经亲眼目睹他们如何被粗暴对待。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写这些场面：卖棉花糖的小伙子把单车支稳当，欢乐地蹬着脚踏板，舀勺白糖放进圆盘里去，白云就一朵朵从他手上飘起来，立即被中学生牵着走掉了。这小伙子聪明，做棉花糖的工序之一是要快速转动轮扭，一般都是手动，他用自行车的动力来代替，做棉花糖的速度快了许多。他旁边是个卖荷花的大婶，说荷花是自家荷塘里的，“从小板桥坐车到昆明，又从大东门走过来呢！”大婶说。她旁边还有卖西瓜的、卖小日用品的……还有一个青年在弹吉他，前面放个盒子，已经有不少零钱……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正准备买把荷花，忽然间，风云突变，大婶挑起担子就狂飙起来，疯了似的，连我拿了的荷花没给钱也不顾了。那卖棉花糖的、卖水果的、流浪歌手，统统不见了。一些鲜黄的东西滚得满地灿烂；是一个小贩的黄果。我愣愣地站着，怎么回事原来是城管局的同志们，怒吼着，车子里面已经硕果累累，白菜、西红柿、水果，都是没收的。（没收的东西是如何处理的谁来监督）之后，扬长而去。有个卖荔枝的骑着三轮车逃跑，车子翻了，荔枝滚了一地，一对衣冠楚楚的男女顺便捡了两把溜掉，那女的说：“省得我们再去买了，谁叫他们犯法，回家喽！”
这一幕已经上演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每次看见都要血冲脑门，之后心情郁闷。每一次扫荡打击对小贩们都意味着一次倾家荡产啊，谁支撑得住啊。但过几天，他们又来了，高举着美丽的鲜花、水果、蔬菜、冰糖葫芦、棉花糖……奏着流传了千年的叫卖之声，已经成为民间音乐……出现在街头，就像海浪的边缘，顽固地抵抗着，扑向那坚硬的大陆，粉身碎骨，然后再次涌来。
说小点，他们只是为了活着，谋点蝇头小利，钻钻城管的空子。说大点，他们是在为百姓服务，人们需要他们存在，他们须臾不可或缺。深刻点，他们是在为传统中国而抗争，为其乐融融的“清明上河”而抗争。草根不懂大道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货郎和卖花姑娘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些诗篇的存在，却在维系着古老的文明。一年又一年，直到文件被修改。
中国的脊梁也包括他们。
（舒晴摘自《南方都市报》2m7年9月6日）
包龙图打坐开封府
◎傅谨
历史土的包拯在中央政府担任过监察御史，对贪官污吏的行径多有揭露，与他后来的公众形象颇有联系。但终其一生，多数时间他只是担任地县州一级的地方官。他50岁左右终于被提拔进京，不过，在京城期间，也多是以任闲职为主，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学士”两个职务，就是典型的赐给文人的可有可无的虚职。看似地位很高，但是实际的权限却像牛皮筋一样忽大忽小，完全掌控于皇帝手中。
包公从元杂剧时代开始逐渐被偶像化，成为“清官”的符号。明清年间的包公戏为这位“清官”出的难题，显然更甚于元代。流传甚广、颇具代表性的是《铡美案》。包公审理这些案件时的困难不在于案情扑朔迷离或是非难断。陈世美得中状元，并且被招了驸马，贪图富贵背弃发妻。秦香莲携两个幼子千辛万苦地来到京城，他拒不相认不说，更恶劣的是他为绝后患居然派手下去追杀妻儿。侥幸逃过一劫的秦香莲怒而投告到开封府，对于包公而言，案情的真相一目了然。
男性地位改变后停妻再娶，这既是家务事又不止于此。包公审理这桩案子，重心不在于陈世美在婚姻上对秦香莲的背弃，而是陈世美贪图富贵且道德沦丧，不仅德性有亏，且悖于宗法。所以秦香莲明知陈世美成了驸马仍然来求“公道”。主持“公道”本是“青天大老爷”的职责所在，但是在这个案子里，有“包青天”犯怵的地方。
在《铡美案》里包龙图面对的是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包公在陈世美与秦香莲的讼案中执法公正，才体现出明清年间比元杂剧时代更显伟大的包公形象。
君权天授，不受世间的法律约束。陈世美深信娶了公主，有皇权荫庇，就能超越伦理道德，甚至可以超越法律。因此他明知被告到了执法如山的开封府，依然轻蔑地对包公说：“纵然有人将我告，敢把我当朝的驸马怎开销！”
细读《铡美案》，我们会对传统社会中法律的限度有更深刻的理解。表面上看比《铡美案》更极端的悬《打龙袍》，在这里包公连不守法度的皇帝本人也敢于惩罚，但恰恰悬《打龙袍》为包公设计了一条退路，且不说剧中皇帝所犯的并非真的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国太对皇帝的控诉大半是用公理包裹着的私怨，就算皇帝真的不忠不孝不仁藏义，包龙图也只能用皇帝的龙袍代替皇帝挨板子以示惩戒。可见普通百姓对司法公正的期待是有限度的，他们追求的无非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它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微妙但却十分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民众始终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承认皇帝有置身于法律制裁之外的特权。
既然如此，老百姓对“第一家庭”也会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所以观众很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