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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精神，不用解释，因为《洗澡》中的人物，也都是“儒林”中人。
不过最好的一段，许彦成、杜丽琳和姚宓的三角故事，都是吴敬梓写不出来的。这个三角关系，写得非常高雅，对现代青年会有良好的教育作用。不过我又怀疑这是不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是不是可以说，还有“发乎情，止于礼义”的儒家伦理观念？
《洗澡》全书分三部分，第三部分是主体，第一、三部分是为第三部分作铺垫的。
可是，我觉得第三部分写得太简了，特别是第一章，像一块压缩饼干，水份都挤干了。
连许彦成的检讨也只有三行文字表过，这使我大出意外。
此外，还有几个疑点：
一、我记得“思想改造”是在一九五二年，“三反”是在一九五三年，本书作者说“思想改造”是“三反”运动中的事，恐怕错了。
二、作者说：许彦成和杜丽琳同在上海一个教会大学读外文系。据我所知，上海的教会大学没有外文系。
三、第六十八页出现了一个“现当代组”。“现当代”这个名词，一九七八年以后才产生。
四、第一三七页说：装书的纸箱，可以“叠扁了放在角落里”。这种纸箱，一九五二年还没有。
五、第一九七页，许彦成的母亲得了“胃癌”。在一九五二年，还没有“胃癌”这个词，只有“胃溃疡”、“胃出血”。
六、第二七三页，出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一九五八年反右时才流行，一九五二年还没有。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
关于“竹枝词”
在八月五日《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读到陈诏同志为《上海竹枝词》呼吁出版的文章，感到有些郁闷。现在做文史研究工作的人不算少，有些人做专题研究，有些人做文献编纂，同样都是有效益的文化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成果，绝大部分都无法出版问世。这一现象，在最近四五年来，日益明显突出。难道真是经济改革愈成功，文化水平愈低落吗？
川沙的顾炳权同志，我认识他已十多年了。最初，他在业余时间，对词学有兴趣。
他埋头苦干了几年，编了一部《词律补遗》。这是补万红友《词律》中所收词调名之遗。
他把两厚册油印原稿送来给我看，希望我帮助他介绍出版。我佩服他收罗之广，考核之精，但是，我对他说：“这部书没有出版的希望，因为它没有实用价值。即使对研究词学的极少数人，它也只是偶尔提供检索的一部备而不用的书。目前的出版家，决不愿意承担出版。”
顾炳权同志把原稿藏起，转移兴趣，忽然对竹枝词热心起来了。他在编《川沙县志》，利用搜集本县文献的机会，很容易收集到川沙竹枝词。他来问我：“这个工作有没有意义？”
我立刻告诉他：“我也经常注意各地的竹枝词，说得低一点，这是一种很有趣味的风土诗，说得高一点，这是民俗学（或称谣俗学）的好资料。”我还告诉他，三十年代上海通志馆曾有意收集过上海竹枝词，这些竹枝词大多数记录了上海开埠时的社会琐事，对今天研究上海社会史的学人来说，极有参考价值。顾炳权同志得到我的鼓励，又扩大范围，进行收集大上海的竹枝词。去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其中就有上海竹枝词三种。这是又一次鼓励顾炳权同志。
北京有一位目录版本学家雷梦水，曾从历代诗集中抄出各种竹枝词，得数千首，我曾见到一份目录。另外有一位丘良任同志，曾任安徽大学教授，退休后住在北京。他经常在北京图书馆看书，抄录得竹枝词一千多种，二万多首。顾炳权同志到北京去开会，结识了这两位同道，于是他们互通声气，互相获得鼓励。今年春间，由于顾炳权同志的介绍，丘良任同志寄我一份《竹枝三百咏》，这是他选出三百种较重要的竹枝词，每种各系一诗，后有注解，差不多是三百种竹枝词的提要。我看过之后，不禁感慨。我国有不少学者，各自在默默无闻地做各种自己喜爱的文化工作。辛劳十多年，力不竭，志不衰，而他们的成果却很难公开发表。这些稿本，将来恐怕都不免于毁亡，岂不是一种文化损失？
顾炳权同志所收集的仅限于上海竹枝词。雷梦水同志收集的仅限于诗集中的零碎竹枝词。丘良任同志收集的面最广，重要的是一百首、二百首的组诗，多半是单行本，其次是诗集、笔记、方志中的零星篇什。我以为，丘良任同志的收集成果，更应当呼吁抢救。
竹枝词起源于中唐诗人刘禹锡。他那十多首竹枝词，还只是民歌风格的诗，还没有浓厚的民俗学意义。宋元以后，出现了各种地方性竹枝词，往往是数十首到一、二百首的大规模组诗。每首诗后附有注释，记录了各地山川、名胜、风俗人情，以至方言、俚语。这一类的竹枝词，已不是以诗为主，而是以注为主了。这些注文，就是民俗学的好资料。
我想建议诸位竹枝词的收集家，把众多的竹枝词筛选一下。首先淘汰一批只有诗，没有注文的。再在有注文的作品中选取其有民俗学资料价值的，这样就可以减少数量，撷取精华。然后分省编录，由各省志书编辑室分别承担印行，这就省力省事，可以收到保存文献的效果。
一九九○年九月九日
批《兰亭序》
王羲之的《兰亭序》，尽管它来历不明，聚讼纷纭，至少在唐朝以后，总可以算是古文名篇了吧？不过，这一名篇，还是靠唐太宗李世民的吹捧，在书法界中站住了脚，在文章家的观感里，它似乎还没有获得认可。许梿的《六朝文絜》、王文濡的《南北朝文评注读本》都不选此文，可知这两位六朝文专家，都不考虑这篇文章。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不收此文。可知这篇文章在近代的盛行，作为古文读物，还是姚惜抱的《古文辞类纂》和吴氏昆仲的《古文观止》给它提拔起来的。
我在中学时，国文教师已经给我讲过这篇文章，可惜我早已记不起老师如何讲法。
自己当国文教师时，也给学生讲过几十遍，也记不起当时我如何讲法。大约都是跟着各种注释本，一句一句地讲下去。讲完之后，赞不绝口地，对学生说：“好！好文章！”
解放以后，我没有讲过这篇名文，不过，我学会了用思想分析的方法来讲古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嘉定劳动，住在卫生学校。一天，有一位卫校语文教师拿这篇名文来问我，她说：“这篇文章上半篇容易懂，下半篇难懂。特别是其中一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她一问，我把全文又读了一遍。禁不住发愣了。怪哉！怪哉！从前讲得出的文章，现在讲不出了。
从“向之所欣”到“悲夫”这一段文章，是全文主题思想所在，可是经不起分析。
我和那位女教师逐句讲，逐句分析，结论是对这段名文下了十二字评语：“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请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说人生短促，一瞬之间，一切都过去了，使人不能不感伤。
底下接着却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荆”这是说：何况寿命长短，都随大化（自然）决定，归根结底，都是同归于荆这一节的思想是和上一节对立的，既然知道人寿长短，同归于尽，为什么还会感伤于人生之短促？这个“况”字怎么加得上去？
再接下去，却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个古人是谁？是孔仲尼。不是真的孔仲尼，真的孔仲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