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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螃蟹般的侏儒，有一张黄色麻脸和翘起来的唇须。”而就在那一时期，他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歌。
1937年“大清洗”拉开序幕，布哈林被捕并被处决，鲍里斯的不少同行也相继消失。有一天，几个军人来到他家，让他在一份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的公开信上签名，被他严词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但儿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作家签名信中，居然有他的名字。他冲到作家协会去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尸后来在即将分娩的妻子的恳求下，他只好放弃追查。
1938年新年之夜钟声刚敲过，季娜伊达生下了鲍里斯的第二个儿子。
1939年，在流亡多年后，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返回祖国，和先她一步回来的丈夫女儿团聚。但丈夫和女儿不久就在大清洗中被捕失踪了。鲍里斯想尽办法帮她找住处找工作，并安排她和阿赫马托娃见面，使这两位伟大的俄国女诗人第一次相遇。1941年夏天，德国军队入侵苏联，战争爆发后不久，茨维塔耶娃被疏散到遥远的内地，鲍里斯赶到莫斯科河码头为她送行。1941年8月30日，茨维塔耶娃上吊自杀。鲍里斯得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他非常内疚，责怪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帮助她。
十
哈姆雷特喧哗静寂。我走上前台：身体靠着一根柱子。通过遥远的回声，我把那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聆听。在头顶数千架望远镜里，夜晚的昏暗已经向我汇聚。如果你允许，父亲，我请求你把此杯从我手中移去。我热爱你的布局，如此稳妥，固执，我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然而现在，这儿是另一出戏，此刻，我恳求你请把我忘记。
可是，预设的情节在继续，我无法改变那命定的道路。我很孤单，伪善把这个世界充满，活在生命里绝非简单易事。
（张昕译）
哈姆雷特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
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
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朦胧的夜色正向我对准，
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
假若天上的父还肯宽容，
请从身边移去苦酒一樽。
我赞赏你那执拗的打算，
装扮这个角色可以应承。
但如今已经变换了剧情，
这一次我却是碍难从命。
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
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
虚情假意使我自怜自叹，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1946年
（张秉衡译）
哈姆雷特 语静声息。我走上舞台。 依着那打开的门 我试图探测回声中 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 夜色和一千个望远镜 正在对准我。 上帝，天父，可能的话， 从我这儿拿走杯子。 我喜欢你固执的构思 准备演好这个角色。 而正上演的是另一出戏。 这回就让我离去。 然而整个剧情已定， 道路的尽头在望。 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 生活并非步入田野。
1946年
（北岛译）
据我所知，此诗仅一稿，写于1946年。我比较上面的三个译本，还是大吃一惊。我主要参照是斯托沃尔兹和法兰西合译的企鹅版英译本，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妹妹的英译本，这两个译本的差距就够大的了，让我绞尽脑汁，再一看另两个中译本，反倒让我释然了。这回让我开始怀疑翻译的可能性：这三个中译本基本没有重合点，除了同一题目和模糊的踪影——哈姆雷特变成了幽灵。得承认，这首诗看似简单，译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词的歧义性，导致译者不得不做出单向选择。即使如此，译者还是得为文本负责。谁让你干这行的呢？依我看，张昕译本太离谱，仅举一例。第二段头两行：在头顶数千架望远镜里，／夜晚的昏暗已经向我汇聚。 （夜色和一千个望远镜／正在对准我。）显然把望远镜的聚焦理解成夜色的汇聚了。与张昕译本相比，张秉衡译本还靠点谱，但用的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形式——等于给解放脚穿小鞋。为了凑数凑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节奏，不信你大声朗读试试，要能念顺溜才怪呢。热衷这类豆腐干形式的还大有人在，依我看基本上属于翻译界的“前清遗老”。
《哈姆雷特》是《日瓦戈医生》最后一章附录的二十五首诗中的第一首，有如序曲，为这部长篇小说定音，并和最后一首《蒙难地》遥相呼应。帕斯捷尔纳克主要靠翻译维生，其中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众多的莎士比亚作品。他译的《哈姆雷特》，至今仍是俄国中学课本的范文。
《哈姆雷特》开篇显然是演员登台，在剧场观众的望远镜注视下沉思：我试图探测回声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在一个更大的标尺上，剧场被放大：夜色用一千个望远镜／正在对准我，让人联想到宇宙和星星，和下一句衔接：上帝，天父，可能的话，／从我这儿拿走杯子。这句出自基督之口的箴言，在这二十五首诗，特别是最后一首《蒙难地》中重复，构成循环。
我们会注意到，叙述者“我”包含着多重身份：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诗人也借此把莎士比亚著名的哲学命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以及圣经故事、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历史困境与小说中的叙述线索都熔在一起了。同时让人感到“我”在公众面前的孤独，以及公众所代表的价值的虚假：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
这首诗中更重要的主题是命运，即一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就像演员和剧本的关系一样。作为演员，能否超越剧本的限制呢？在这一点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很悲观的。然而整个剧情已定，／道路的尽头在望。结论是，一个人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唯一能做的是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作证。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帕斯捷尔纳克晚期的诗作，它们缺少早期诗歌中的新鲜、奇特和敏锐。他本人在晚年总是否定他的早期诗歌。他说过：“我不喜欢我四十年代以前的风格。”他试图说服读者有两个帕斯捷尔纳克，一个是年轻的革新者，一个是更朴素却更智慧的晚期诗作者。我想，很多诗人都持类似态度，这恐怕和自我期待有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完美主义——刚诞生甚至未问世的作品是最好的。
十一
二次大战终于结束了。自1923年到1946年期间，鲍里斯虽然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但总体而言他在政治上是摇摆不定的。斯大林的阴魂一直困扰着他。1946年是他生活的重大转折点，那一年他五十六岁。他一直想写一部重要的作品，关于革命和他同时代人的命运。1946年年初，他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捷日达的信中写道：“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从布洛克到这场战争，大概写上十章到十二章，不会更多。你可以想象，我如何急于写它，又担心在完成前会发生什么意外！而我经常不得不中断写作！”这部长篇小说于1946年动笔，到1955年完成。最初的书名是《少男少女》，后改为《日瓦戈医生》。
就在同一年，另一个女人奥尔嘉，伊温斯卡娅进入他的生活。她是《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多年来一直是的里斯的崇拜者。他们年龄相差二二十二岁。奥尔嘉是他晚期情诗的主要源泉，并在很多方面成为《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拉的原型。1949年奥尔嘉被捕，在审讯中她主要被问及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她被送去劳改营，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提前释放。而鲍里斯不愿意离弃他的妻子，奥尔嘉接受了这一现实。1956年她也搬到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在鲍里斯家附近租了个小别墅。她常和鲍里斯在一起，帮他处理日常事务。
1945年以后，鲍里斯的诗和散文很少出版，主要靠翻译维生。热忱的编辑要求他尽量接近原文。他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翻译上，仅《哈姆雷特》就改了十二遍。他常用稿费接济那些急需的人。“而我每天还是用二十五个小时写我的长篇小说，”他说。
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