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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病得太严重，等等。从刑法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必然导致许多荒唐的判决。然而，这种情况恰恰是某种演变的开始，法理学和立法本身在以后的一百五十年间加速了这种演变进程：1832年的改革已经引入了“减轻罪行的间接因素”，从而能够根据某种疾病的设定程度或某种半疯癫状态的程度来修改判决。此外，请精神病专家出庭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巡回法庭中十分普遍，有些即决法庭也这样做）也意味着，即使判决通常是依法量刑，但也多少混合着对是否正常的评定，对因果关系的归纳，对各种可能前景的估计以及对犯罪者未来的预测。如果以为这些运作都是从外面影响判决的内容，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是直接参与一项判决的形成过程。本来按照第64条的原意，精神错乱就消除了罪行，而现在任何犯罪或犯法都被纳入这一条款，受到合法的怀疑，同时在任何反常的案件中人们都可以提出精神不正常的假设。而且，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判决，都不再仅仅是一项针对罪行的判决，一项实施惩罚的法律决定。它还包含了对是否正常的评定和对正常化前景的技术性预测。今天的审判者，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员，当然就不只是在“判案”了。
而且，他也不是在独自审判。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和执行判决过程充斥着一系列的辅助权威。围绕着主要审判衍生出大量的小型法律体系和变相的法官：精神病和心理分析专家，执行判决的官员，教育工作者，监狱服务人员。所有这些人都分享着合法惩罚权力。有人会反驳说，以上这些人无一真正分享审判权；其中有些人只是在判决后实施法庭规定的惩罚，而另一些人，即那些专家，是在判决之前介入的，是帮助法官们做出决定。然而，只要法庭所规定的刑罚和安全措施不是绝对的明确，它们就会不断地被修改，就会给法官以外的人留下一个任务：决定犯人是否“应该”享有半自由或有条件的自由，他们是否将对他的监管贯彻到底。这就把合法惩罚的机制交给了他们，由他们任意支配。尽管他们可能是辅助性法官，但他们毕竟是法官。这种机制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判决的实施及其因人而异的调整而发展起来的，造成了司法决策权威的大量衍生，并把决定权扩展到判决以外的领域。精神病专家本身可能是不愿参与审判的。让我们来考察自“1958年裁决”以来他们向自己提出的3个问题，即被定罪者是否构成社会的威胁？他是否应受到刑事惩罚？他是否能够被矫正？这些问题丝毫不涉及第以条，也不涉及被定罪者在犯法时是否精神失常，也不涉及“责任”问题。它们只涉及刑罚的使用、必要性和效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它们使得人们有可能证明，精神病院是否是比监狱更合适的禁闭场所，这种禁闭应该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人们所需要的是医疗处置还是安全措施。那么，精神病专家在刑事领域里的角色是什么呢？他不是负有责任的专家，而是一个关于惩罚问题的顾问。他需要回答的是，这个对象是否“危险”，人们应该如何防范他，人们应该如何改变他，人们应强迫他服从还是应给予他治疗。最初，人们求助精神病学专业知识时是为了对罪犯的自由在其犯罪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真的”解释。现在这种知识则被用来为对罪犯的“医学一司法治疗”提供处方。
总之，自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重要法典所规定的新刑罚体系实施以来，由于一种普遍的进程，使得法官审理罪行以外的某种东西，使得他们的判决也包含了审判以外的某种内容，审判的权力也部分地转移到审理罪行的法官以外的其他权威手中。整个司法运作吸收了超司法的因素和人员。有人会说，这毫无异常之处；法律不断地吸收其他因素，乃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现代刑事司法的怪异之处在于，尽管它采纳了许多超司法因素，却不是为了从司法角度限定它们，逐渐把它们整合进实际的惩罚权力，相反，是为了让它们作为非司法因素在刑罚运作中发挥作用，是为了使刑罚运作不再是单纯的合法惩罚，是为了使法官不再是纯粹的和唯一的惩罚者。“当然，是我们做出了判决。但是，这种判决并不直接与罪行相关。显然，在我们看来，它是一种医治罪犯的方式。我们施加惩罚，但这也是在表明，我们希望获得一种疗效。”今天，刑事司法只有通过这种不断地指涉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通过这种不断地嵌入非司法体系，才能展开运作和为自己正名。它的命运需要不断地由知识来重新确定。
这样，在这种惩罚日益宽松的现象背后，人们可以发现惩罚作用点的置换，而且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置换出现了一个新的对象领域，一个新的事实真理体系以及一大批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一直不为人们所知的角色。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已经形成，并且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
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但是，这样一部现代灵魂遭受审判的历史应该从何写起呢？如果我们局限于立法或刑事程序的演变，那么我们就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在集体情感中发生了一种变化，有一种人造化趋势，把人文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种大范围的、外在的、消极的和基本的事实。如果像涂尔干那样（见《传记》），只是研究一般的社会现象，我们就可能错误地认为，在惩罚的个人化方式中日益宽松似乎成为一种原则。而惩罚的个人化方式其实是新的权力策略的～个后果，这些策略也包括新的刑罚机制。因此，本书的研究将遵循4个基本规则：
1．对惩罚机制的研究并不单纯限于其“镇压”效应和“惩罚”方面，而是将它们置于惩罚机制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积极效应中，即使这些积极效应乍一看似乎是边缘性的。这样也就是把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
2．在分析惩罚方式时不只是将它们视为立法的后果或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视为在其他行使权力方式的更普遍领域里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这样也就是把惩罚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3．不是把刑法史与人文科学史看作两个独立的系列——它们的相互重合似乎对某一方或对双方有干扰作用或有益效应，而是考察是否存在着共同母体，它们是否都出自同一个“认识一司法”结构过程。简言之，把权力技术学变成刑罚体系人道化和对人的认识这二者的共同原则。
4试图发现灵魂进入刑事司法舞台以及一套“科学”知识进入法律实践是不是权力关系干预肉体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结果。总之，我将试着基于某种有关肉体的权力技术学来研究惩罚方式的变化，从中读解出权力关系和对象关系的一部共同历史。这样，通过把刑罚的宽松当做一种权力技术来分析，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人类、灵魂、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是如何逐渐复制出作为刑罚干预对象的犯罪，一种特殊的征服方式是如何能够造就出一种作为具有某种“科学”地位的话语的认识对象的人。
但是，我并不自诩是第一个做这种研究的人。〔‘〕
鲁舍（Rusche）与基希海默尔（Kirchheimer）”的大作《惩罚与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参考点。我们首先必须摆脱那种错觉，即认为刑罚主要是（即使并非绝对地是）一种减少犯罪的手段；因此，尽管由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不同，刑罚或者十分严厉或者比较宽松，但都旨在达到矫正修补的目的，都要追究个人或追究集体责任。我们应该分析“具体的惩罚制度”，把它们当做社会现象来研究，但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司法结构来考虑，也不能单纯地从社会的基本道德选择来考虑。我们应该把它们置于它们运作的领域——在这种领域中对犯罪的惩罚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应该揭示，惩罚措施不仅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灭的“消极”机制，它们还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而它们的任务正是提供和维持这种效果（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合法惩罚是为了惩罚犯罪，但人们也可以说，对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