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怠！ �
可以说，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不应忘记，“政治”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也至少是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政治作为一种维持内部和平与秩序的技术，曾竭力在调动和操练方面运用理想的军队机制，即被规训的大众、既驯顺又得力的部队、在兵营驻扎和在野外作战的团队的机制。在18世纪的大国中，军队维护着国内和平。无疑这是由于它是一支现实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剑，但这也是由于它是一种技术和一种知识载体，能够把它们的图式投射到社会共同体上。如果说在战略上有一种连贯的政治一战争系列，那么在战术上也有一种连贯的军队一政治系列。战略上，人们能够把战争视为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方式；战术上，人们也能够把军队视为维持市民社会无战争状态的要素。在古典时代，产生了各国彼此较量经济和人口实力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战略，也产生了在各个国家内对肉体和个人力量进行控制的精细的军事和政治战术。在这个时期，“军事”——军事制度，军事科学，军人（与以前所说的“武士”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义的，是两种形势汇合的产物。一方面是战争和战场喧嚣，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静。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吉伯特说，“我所描述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易于控制的政府。它应该类似于那些手段简单而效率极高的庞大机器。这个国家的力量应来自自身的力量，其繁荣来自自身的繁荣。能够摧毁一切的时间将增强其国力。它将否定那种世俗偏见，即认为凡是帝国都要屈从于衰亡的铁律”（Guibert，XXlll－XXIV；另外参见马克思于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军队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论述）。拿破仑的军事政体已经迫近了。它所采用的国家形式将更长久地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为它打下基础的不仅有法学家，而且还有士兵；不仅有议员，而且有小官吏；不仅有法庭人士，还有兵营的人。罗马的典范与这种结构结合，必然具有双重的指涉：公民和军团成员，法律和军事策略。一方面，法学家或哲学家正从契约中寻找建设或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纪律专家则在共同制定对肉体实行个别与集体强制的程序。
《规训与惩罚》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第三部分 规训 第二章 规训的手段
17世纪初，沃尔蒙森（Walhausen）就论述了作为一种规训艺术的“严格纪律”。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会答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几乎毫不掩饰的侵蚀。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而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很少论及。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平行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观察的技术，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一种关于光线和可见物的模糊艺术便悄悄地酝酿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知识。
这些“监视站”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这是一个权力活动中心。在这里，权力应极其强大，但也应极其周密、极其有效，而且因为其实施对象是军人，所以应极其警觉。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无数新设计方案对传统的营区图案进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几何规范、帐篷的数目和分布、帐篷入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相互监视的网络也有规定：“在阅兵场上画出五条线，第一条与第二条相隔16英尺，其余各线彼此相距8英尺，最后一条线与军械库相距8英尺。军械库与军士长的帐篷相隔10英尺，正对着营区第一根柱子。每条连队大道宽51英尺。……
所有的帐篷彼此相隔二英尺。副官的帐篷在其连队的小通道对面，营区后柱与最后一个士兵帐篷相隔八英尺。营区门对着连长的帐篷。……连长的帐篷建在连队大道的对面。其入口对着连队。”门）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encastrement）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旧式监禁和封闭的简单设计——限制出入的高墙大门——开始被关于开口，关于被填充的和空旷的空间、通道和透明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按照这种方式，医院建筑就逐渐被安排成医疗活动的工具：有助于更好地观察病人，从而更好地调整对他们的治疗；医院建筑在结构上将病人精心地隔离开，旨在预防传染病；改善通风条件和注意每个病床周围的空气流通，旨在防止污浊气体损害病人情绪和传染疾病。医院是在该世纪后半期建立的。在主官医院（HotelDieu）第二次焚毁后人们拟定了许多关于医院的方案。医院不再仅仅是贫困无助和奄奄待毙者的收容所。就其性质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治疗所。
与之相似的是，学校建筑也将成为一个训练机构。帕里斯一杜维内（Paris－Duverney）”所设想的军事学院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把自己设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强加给建筑师加布里埃尔（Gabriel）。训练强健的身体，这是健康要求；造就精干的军官，这是资格要求；造就唯命是从的士兵，这是政治要求；防止淫逸和同性恋，这是道德要求。根据这四种理由，必须建造学生的隔离房间，但是为了持续不断地监视，也需要有孔眼。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官员宿舍，“每十名学生两边各有一个官员”。晚上，学生只许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帕里斯还主张“每个房间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