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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是拿破仑发现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打算组织这个世界。他想在自己周围设置一个能够使他洞察国内一切细小事情的权力机制。他想借助于严格的纪律“完全掌握住这个庞大的机器，使任何细节都不能逃脱他的注意”（Treil－hard，14）。
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门’。分配艺术
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使用了几种技术。
1·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贯彻纪律的保护区。在这方面有对流浪汉和穷人的大“禁闭”，也有其他更谨慎但也更隐蔽和有效的禁闭措施。在这方面还有大学、中学：它们逐渐采用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变成了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当耶稣会撤离后，路易大帝学校”成为模范学校，强制实行寄宿（见Anes，308一313和Snvders，35一41）。在这方面还有兵营：军队——这支流浪大军——必须束缚在固定的场所；必须严防他们的劫掠和暴力行为；必须使当地居民（他们并不担心路过当地的军队）不必担惊受怕；必须避免驻军与地方当局的冲突；必须防止开小差并控制驻军开支。1719年法令要求以南方已有的兵营为模式建立数百个兵营，实行严格的禁闭措施：“整个兵营应用10英尺高的围墙围住，围墙应从各个角度与兵营内房屋相距30英尺之远。”这种布局将能使驻军保持“秩序和纪律，使军官能够控制他们。”（《1719年9月25日军令》）。到1745年，大约有320个城镇设有兵营。据估计，1775年兵营内的总人数约为20万人（Daisy，201一209；1775年一个无名氏的回忆《兵营》，156；Navereau，132一135）。随着工厂的发展，也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而明确的工业空间：首先是综合制造厂，到了18世纪后半期，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大工厂（肖萨德铁厂几乎占据了涅夫勒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整个梅丹半岛；1777年，为了建安德列工厂，威尔金森用堤坝在卢瓦尔河上建了一个小岛。枉法伊在夏波追尔山谷经过改造建成勒克勒佐工厂，并在工厂内建立了工人宿舍）。这不仅是规模上的变化，而且是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工厂明显地类似于修道院、要塞和城堡。警卫人员“只在工人返回工厂时，在宣告工作重新开始的钟声响了以后才打开大门。”一刻钟之后，任何人不得进入。白天结束时，车间领班把钥匙交回给工厂的瑞士卫兵，后者才打开大门（Amboise，国家档案，12，1301）。其目的在于，随着生产力的日益集中，用上述方式获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如偷盗、怠工、骚乱和“密谋”），保护生产资料和工具，驾驭劳动力：“为了维持秩序和便于监督，所有的工人都必须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受托管理工厂的合伙人就能防止和纠正工人中可能出现的弊病，将这些弊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中”（DauPhin，199）。
2．但是，“封闭”原则在规训机制中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能满足需要。这种机制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它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避免接组分配空间；打破集中布局；分解庞杂的、多变的因素。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实体或因素，规训空间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人们应该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失，人员的四处流动，无益而有害的人员扎堆。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确定在场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处和如何安置人员，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的联系，以便每时每刻监督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评估和裁决，统计其性质和功过。因此，这是一种旨在了解、驾驭和使用的程序。纪律能够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
而且，在这方面，纪律也遇到了一种旧式的建筑上和宗教上的方法：修道院密室。即便说它所规定的密封空间纯粹是理想化的，这种规训空间却通常是分格单元式的。按照某种禁欲主义，孤独对于肉体和灵魂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某些时刻，肉体与灵魂应该独自面对诱惑以及严厉的上帝。“睡觉是死亡的影像，寝室是墓地的影像……尽管寝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挡，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寝都不会被人看见”（Delamare，507）。但是这依然是一种十分粗糙的方式。
3．在规训机构中，有关职能场所的规则将逐渐把建筑学通常认为可以有几种不同用途的空间加以分类。某些特殊空间被规定为不仅可以用于满足监督和割断有害联系的需要，而且也可用于创造一个有益的空间。这种变化过程在医院里，尤其在陆军和海军医院里表现得很明显。在法国，罗什福尔”似乎既是一个实验点，又是一个范例。这是一个港口，而且是一个军用港口。货物在这里集散，工人自愿或被迫地被雇用，水手来来往往，各种疾病交替流行。这是一个逃亡、走私和瘟疫的扈集之地，是各种危险因素的扩散地，是违禁活动的聚集地。因此，海军医院必须加以应付。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是一个过滤器，一个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机制。它必须能够消除非法活动和罪恶，成为一个控制这些流动的乌合之物的据点。对疾病和瘟疫的医学监视与其他一系列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即对逃兵的军事控制，对商品的财物控制，对药物、药量、药品消耗、治疗方法、死亡、装病现象的行政控制。因此就需要严格地划分空间。罗什福尔海军医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关注的是物而不是人，是贵重商品而不是病人。财务和经济监督的措施先于医疗观察措施：将药品锁起来，纪录药品的使用；稍后，医院制定了一套制度来确定病人的实际人数，验明其身份和所属部队。然后，医院开始管理他们的进出情况；他们被强制待在病室中；每个床位都标明住院者的姓名；每个病人都被记录在册，医生巡视时必须参考记录。最后，医院开始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和分床措施。渐渐地，一种行政和政治空间凭借着一个医疗空间而形成了。它倾向于区别对待各个肉体、各种疾病、症状，各种生与死。它构成了一个将各种单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实表格。由于有了纪律，一种有益于医疗的空间诞生了。
在18世纪末出现的工厂里，个人化分割原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涉及到如何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而且还涉及到如何根据具有独特要求的生产机制进行这种分配。必须把人员的分配、生产机制的空；旬安排以及“岗位”分配中的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茹伊”的奥伯凯姆普夫工厂就遵循着这一原则。它是由一系列专业车间组成的，每个房间只安排一类工人，如印花工、清理工、上色工、描图文工、雕刻工、染工。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于1791年建成的最大厂房有110米长，是一座三层楼。第一层主要用于刻版印刷。整个车间分两行排列着132个工作台，有88个窗户。每个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调制和涂抹颜料的助手。共有264个人。工作台的一端是一个架子，刚刚印好的布料搭在上面晾干（Saint－Maur）。在车间的中央通道巡视，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监督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现以及工作质量，可以对工人进行比较，根据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类，可以监督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这些系列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网格，从而消除了混乱’2’：也就是说，一方面根据生产的阶段或基本运作，另一方面根据各个进行生产的人员，将生产过程分割开，使劳动过程显示出来。劳动能力的各种变量——体力、敏捷性、熟练性、持久性——都能被观察到，从而受到评估、计算、并且与每一个工人联系起来。这样，由于劳动能力以一种完全可见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个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为独立单位。在大工业崭露头角之时，人们在生产过程的分割后面可以发现劳动力的个人片面化；规训空间的分配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