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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裙被，红红绿绿，纷纷扬扬如万国旗，亦算本镇一点风光，如今整肃街容，予以取缔。逢年过节，或是上级领导来视察，兄弟社队来取经，均由各家自备彩旗一面，斜插在各自临街的阁楼上，无风时低垂，有风时飘扬，造成一种运动胜利、成果丰硕的气氛。还有个规定，镇上人家一律不得养狗、养猫、养鸡、养兔、养蜂，叫做“五不养”，以保持街容整洁、安全，但每户可以养三只母鸡。对于养这三只母鸡的用途则没有明确规定，大约既可以当作“鸡屁股银行”换几个盐油钱，又好使上级干部下乡在镇上人家吃派饭时有两个荷包蛋。街上严禁设摊贩卖，摊贩改商从农，杜绝小本经营。
以上是街容的革命化。更深刻的是人和人的关系的政治化。镇上制定了“治安保卫制度”，来客登记，外出请假，晚上基干民兵查夜。并在街头、街中、街尾三处，设有三个“检举揭发箱”，任何人都可以朝里边投入检举揭发材料，街坊邻居互相揭发可以不署名，并保护揭发人。知情不报者，与坏人同罪。检举有功者，记入 “居民档案”，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检举揭发箱”由专人定期开锁上锁。确立了检举揭发制度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每天天一落黑，家家铺面都及早关上大门，上床睡觉，节省灯油，全镇肃静。就是大白天，街坊邻居们也不再互相串门，免得祸从口出，被人检举，惹出是非倒霉。原先街坊们喜欢互赠吃食，讲究人缘、人情，如今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只好互相竖起了觉悟的耳朵，睁大了雪亮的眼睛，警惕着左邻右舍的风吹草动。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
再者，如今镇上阶级阵线分明。经过无数次背靠背、面对面的大会、中会、小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排队，大家都懂得了：雇农的地位优于贫农，贫农的地位优于下中农，下中农的地位优于中农，中农的地位优于富裕中农，依此类推，三等九级。街坊邻居吵嘴，都要先估量一下对方的阶级高下，自己的成分优劣。只有十多岁的娃娃们不知利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额肿的教训后，才不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为。小小年纪就晓得叹气：“唉，背霉！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里，一开口人家就讲我爷老倌搞资本主义，想向地主富农看齐！”“你还不知足？你看看那些地富子女，从小就是狗崽子，缩得像乌龟脑壳！”“祖宗作恶，子孙报应，活该！”“唉，我爷老倌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这回参军就准有我哥的份！…‘你晓得？贫下中农里头也还有蛮多差别呢，政治历史清不清白，社会关系掺没掺杂，五服三代经不经得起查……”
至于“干部历史真相大白”，就更是兴味无穷了。运动中工作组曾有个规定，就是每个干部都要向党组织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交心，“过社会主义关”。比方原来大家对镇税务所所长都比较尊敬，是位打过游击的老同志。但他在交心时，讲出了自己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参加游击队前和家里的一个使女通奸过，参加革命后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天啊，税务所长原来是个这样的坏家伙，老实巴交的样子，玩女人是个老里手！下回他要催个什么税，老子先骂他个狗血喷头！比如镇供销社主任就在诉苦大会上啼啼哭哭，自己虽然出身贫苦，祖祖辈辈做长工，当牛马，但翻身忘本，解放初讨了个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没保住穷苦人的本色，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复杂化，又已经矮子上楼梯样的生了五个娃娃，想离婚都离不脱……啊呀，供销社主任也不是个好东西，资本家的女婿，还管我们镇上的商店哩！下回若还吵架，就指着鼻子骂他资本家的代理人、狗腿子！再比如镇信用社会计，在一次交心会上讲到自己虽然是个城市贫民出身，但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三年伪兵。于是镇上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野名：伪兵会计……如此等等。镇上有人编了个歌谣唱：“干部交心剥画皮，没有几个好东西，活农民管死地主，活地主管我和你！”
芙蓉镇的圩期也有变化，从五天圩改成了星期圩，逢礼拜天，便利本镇及附近厂矿职工安排生活。至于这礼拜天是怎么来的，合不合乎革命化的要求，因镇上过去只信佛经而不知有《圣经》，因而无人深究。倒是有人认为，礼拜天全世界都通用，采用这一圩期，有利于今后世界大同。镇上专门成立了一个圩场治安委员会，由 “四清”入党、并担任了本镇大队党支书的王秋赦兼主任。圩场治安委员会以卖米豆腐发家的新富农分子胡玉音为黑典型，进行宣传教育，严密注视着资本主义的风吹草动。圩场治安委员会下拥有十位佩黄袖章的治安员，负责打击投机倒把，查缴私人高价出售的农副产品、山货水产，没收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一、二、三类统购统销物资。这一来，圩场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每一圩都要堆放着些查缴、没收来的物品，如鲜菇、活鱼、石蛙、兽肉之类。这类东西又不能上交国库，去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开初时确也烂掉、臭掉一些，颇为浪费。后来渐渐地悟出了一个办法：凡查缴、没收上来的违禁物资，一律做劣质次品削价处理。这一来一举三得：避免了浪费；圩场治安委员会有了一点经济收入做活动经费；每位佩黄袖章的成员在一圩奔走争吵之后，分点时鲜山货、水产改善生活。过去当乡丁还有点草鞋钱呢。当然王秋赦主任也没有忘记，每圩都从收缴上来的物资中送些到公社食堂去，给李国香书记改善生活。后来圩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民兵小分队”，威信就更加高，权力就更加大。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贩卖山货、水产的小生产者们，见了民兵小分队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钻入地缝缝里去躲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民兵小分队的队员们有时黄袖章并不佩在手臂上，而是装在口袋里搞微服私访，一当拿着了赃物，才把黄袖章拿出来在你眼前一晃：哈哈，狐狸再狡猾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资本主义再隐蔽逃不出小分队的手掌心！“违禁物品”被查缴、没收后，物主一般不敢吭声，一顽抗就扣人，打电话通知你所在的生产队派民兵来接回……久而久之，有些觉悟不高、思想落后的山里人，就背地里喊出了一个外号：“公养土匪”，真是脑后长了反骨呢。
芙蓉镇上还有一项小小的革命化措施值得一提，就是罚铁帽右派秦书田和新富农寡婆胡玉音每天清早，在革命群众起床之前，打扫一次青石板街。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历史并不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代的中国历史常有神来之笔出奇制胜，有时甚至开点当代风云人物的玩笑呢。
芙蓉镇被列为全县乡镇革命化的典型，李国香则成为“活学活用政治标兵”。不久，因革命需要年轻有为的女闯将，她被提拔担任了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为了巩固“四清”成果，她大部分时间仍住在芙蓉镇供销社的高围墙里。
可是没出半年，她在县常委、公社书记的靠背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一场更为迅猛的大运动，洪水一般铺天泼地而来。李国香惊惶不安了几天，但立即就站到了这场新的大运动的前列，领导运动主动积极。首先在芙蓉镇抓出了税务所长等几个“小邓拓”，把“小邓拓”和五类分子们串在一起，绕着全镇大队进行了好几次“牛鬼蛇神大游斗”。但她还是没有把本公社、本镇运动的舵把稳，还是有人跳出来捣乱、造反，糊她的大字报。她查出了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会计是“黑后台”，就又立即组织王秋赦这些革命干部、群众反击了过去，抓出了好几个“假左派，真右派”。你死我活、如火如荼的阶级大搏斗啊，谁稍事犹豫，谁心慈手软，谁就活该被打翻在地，被踏上一万只脚。可是，在全国上上下下大串联、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就像天兵天将似地突然出现在芙蓉镇上。真是无法无天啊，仗着中央首长支持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小小的芙蓉镇也闹了个天翻地覆。口号是“右派不臭，左派不香”。他们竟然对李国香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不搜则已，一搜叫小将们傻了眼，红了脸。没有结过婚的女书记的床上竟有几件男子汉用的不可言传的东西。小将们接着怒气填膺，把一双破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