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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还巍！�
多数在长岛别墅里，幸好宋美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耶稣可以与她做伴，否则将何以堪？
她这次返台，多少也有以解寂寞的意思。早在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在长岛款待台湾各市市长夫人访问团，当来自台湾的客人一致表示欢迎老夫人回台看看时，她曾透露，明年即１９８６年有些可能。１９８６年是蒋介石百年冥诞，蒋经国一奉请母亲大人，她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蒋经国派三子蒋孝勇前来纽约恭迎老夫人，并沿途陪侍，这是最恰当的选择。
因为蒋孝文有病在身，而蒋孝武外放新加坡，蒋纬国之子蒋孝刚远在伦敦求学，此任务非蒋孝勇莫属。
从１１月１０日起到１２月５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９７岁的元老张群和９６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将以岁龄而言，是应由宋美龄登门拜候的。
多年以来一直冷淡宋美龄的美国报纸，此时在版面上也给她以应有的位置。《纽约时报》１１月３０日以“蒋的８５岁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为题，刊出美联社对她的台湾之行所作的报道。只是通篇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仅说她对蒋经国的改革计划，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党外杂志暗示蒋夫人将联合元老反对改革，台湾“警备总部”迅速没收了这些杂志。不过，这篇报道指出了一点：蒋夫人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她的丈夫。应该补充一句，今日在台湾仅次于蒋经国。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针对宋美龄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经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的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实在是不能像对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对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李登辉能否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入极大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心存图意，但是，她有什么力量能左右蒋经国呢？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在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还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也是用颤巍巍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没有她下注的机会了。蒋经国病逝标志着蒋氏父子两代政治强人统治的结束。如果将蒋经国病逝时的台湾政情同蒋介石死时的台湾政情作一比较，即可发现蒋经国病逝时台湾政情逐渐趋向复杂与动荡。
蒋经国病逝当晚７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俞国华主持会议，会议听劝荣总”副院长、蒋经国医疗组召集人姜必宁报告蒋经国病逝经过，会上宣读了蒋经国的遗嘱，最后会议议定三件事：全体国民党员恪遵蒋经国遗嘱；由李登辉继任“总统”；立即展开治丧事宜。
可见，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二十三、小妹不只爱权
关于宋氏三姐妹———蔼龄、庆龄和美龄，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大姐爱钱，二姐爱国，小妹爱权”。这一评价随着电影《宋氏三姐妹》的播映，更是广为人知。
二姐爱国，世人周知，无需多说。但大姐爱的仅是钱，小妹爱的仅是权的概括则有失偏颇。
宋蔼龄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对金钱有着浓厚的兴趣，长大后敛财有方，丈夫、孩子均是钱迷，但宋蔼龄也有强烈的权欲，她深知中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轻时代即表露出很强的政治进取心，只叹身为女性，且时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
热衷权势并终于如愿以偿的宋美龄，当然也并非只爱权势不爱钱。据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介绍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文件来看，这份秘密文件的提供者熟悉该家族，他对他们的看法是：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宋氏家族“总是钱迷心窍，他们的每一个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因此，“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常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钱转移给宋氏家族”。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宋美龄前往美国时，受到了杜鲁门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希望，他一直在向他的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这些“贪官和坏蛋”当然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从中谋利；内战期间，又向美国人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政权即将丧失之际，又将金钱移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那次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匆忙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人财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管理。这笔财产有多少？现在仍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数额巨大。
大概是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宋美龄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金钱的爱好与追求。据宋美龄的一个侍从回忆：宋美龄每隔一段时间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会特别好，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侍从们对这种年轻人般的情绪起伏惊讶不已。她们发现，宋美龄特别开心，见到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一双美丽的丹凤眼简直弯成了两条细线，话也讲得多了，语气也特别亲热。
对于夫人这种周期性的态度变化，下人们自然很惊讶，于是也就分外留心，想找出个所以然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观察和探讨，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原来那几天是总管蒋介石荷包的姓周的总计长来的前后。他来的时候，总是拎着一只大包，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生怕被谁看到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士林官邸上下早就传说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大包小箱地送到夫人面前，于是自然由“总统府”负责会计工作的官员来张罗此事。
大家得出这个猜想以后，就刻意观察周总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果然宋美龄的情绪起伏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还经常是小鸟依人般地陪蒋介石散步，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似的。隔不多久，周某某就会出现在官邸，按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那些随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