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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父亲，说自从看张艺谋导演《红高粱》成功后，他就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成为大导演。为此，这位父亲从儿子十二岁起，就开始训练他当导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摆阵布局，如何策划戏剧情节，如何调动演员情绪等等，那儿子也算是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后来大了些，到十五六岁了，有一天突然问父亲，老这样练太没劲，得有些真人参加才行。父亲就说那你能动员几个同学最好嘛。于是经过儿子出钱“招聘”，还真来了几个临时“演员”，父亲一看，还行，儿子找的女“演员”还算有点“靓”。管吃管住这是自然的事，父亲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别人嘲笑他傻，这父亲说你们才傻，我现在投资，将来儿子有朝一日当了“张艺谋第二”时，钱算什么东西？一年不挣回几个百万就不是大导演！儿子也很卖力，天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几个女“演员”导演，常常到很晚时间。突然有一天父亲觉得到儿子回屋睡觉的时间了，于是来到“导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着身子与一位同样光着身子的女“演员”搂在一起。父亲气急败坏地将儿子从地上拎起来，说我呕心沥血培养你当导演，你他妈狗日的小小年纪不干正事，尽给我丢脸呀！儿子嗡声嗡气地说：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不是都说要当好导演，先得学会睡女人吗？这个父亲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不知是今天的传媒误导了我们广大学生家长和不懂世事的学子们，还是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过多地崇尚明星并给予他们太多光环的缘故，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与艺术和影视专业沾边的大学越来越热门。如北京的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这些可以诞生明星的高等学府，成了广大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追求与奋斗的目标。为了能实现进这样的大学而编织的“大学梦”，我们从每一个考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轻易进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中。
一对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东北父女俩，今年即将搬出这间“八年抗战”的小房子，我听到了这位白先生讲述他的“秘密历程”——
白先生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很酷的男人。事实上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可能被当时下放到东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团女学员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当时在哈尔滨一家肉联厂当搬运工，体力劳动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众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结婚的头几年，白先生可谓风头出尽，很快小两口有了一个千金，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着。待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1987年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临时在闸北区苏州河边租了一间房子过日子。白先生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临时工。女人是搞艺术的，一出家门就很风光，谁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贫民窟”。过惯了那种充满了顶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觉得上海这块地盘不适应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无法正常维持，孩子是借读生，学校收费比一般的学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妆上的费用还得靠他做临时工拿的几个钱补贴。为留与走的问题，白先生没少跟女人吵架，最后俩人达成协议：女人留在上海，他带孩子回哈尔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夫妻俩心里清楚，这一别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给她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信中说，离婚的原因不用说了，孩子可以留在哈尔滨，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视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此开始了一个男人艰苦的追求与梦想。
“孩子在气质与长相方面都继承了她妈的优点，同时又从我们东北人的血脉里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说，先天的条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该留在我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父亲身边。”白先生说完拿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给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娇艳，非常出众。
白先生听完我的赞美，颇为自愧道：这孩子如果放在你们北京人手里，现在不是赵蔽也应该是陈红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难忘的往事之中，他说在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总有人在他面前说，看这女孩长得多漂亮，将来准能当刘晓庆、巩俐一样的大明星。开始白先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做了个食品广告上了镜头。广告公司给学校五千元报酬，上镜头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别礼物。孩子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事后，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这一夜，白先生决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
从此以后，白先生决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养女儿身上，他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从离婚老婆身上失去的东西，从女儿未来的光环中追回来！白先生本人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起码知道两点：一是女儿的学习必须好，二是女儿的艺术才能必须得有专业人士指导培训。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严格要求女儿上好每一天的课，做好每一道题。后者他可以通过高薪请人达到目的。为此，白先生凭着强壮的身体，身兼三职，每个月赚回两至三千元来完成对女儿的培养。就这样，白先生带女儿度过了小学六个年头。要上初中了，孩子未来的路怎么走，这可是个大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明星。没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诗人气质的音乐教师对白先生说。这句话让白先生整整几夜没有睡好觉，因为有人对他说，你想把孩子培养成全国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艺术学府学习深造，就等于白日做梦。
于是，白先生作出了一个令很多东北人称道的选择：辞职陪女儿上北京读书。
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这天，白先生怀着对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对女儿未来的无限憧憬，住进了北京丰台区的一间农民房子。大城市规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学只能进私立学校，公立学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对此没有怨言，他反认为北京就应该这样严格管理，不过让他不满意的是北京私立学校收费太高，但为了孩子能上完中学，他忍痛把哈尔滨的三间祖传老房子卖掉了，将所得的十二万元的三分之二交给了孩子上学的那所私立学校。
每次接孩子时，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车队停留在学校门口，他不敢把带女儿的自行车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内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学们看到了，就等于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灵打击。白先生听市民指指点点，说上这个私立学校的家长都是大款，心里总是暗暗叫苦。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歧视，他在给学校的家长工作单位和职业一栏里填的是“民营经商户”。显然在私立学校里，大多数家长的职业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个吧。学校很会刮这些财大气粗的个体经商户的腰包，一到逢年过节，总要想个法子让这些有钱的家长们慷慨解囊。“六一节”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当作家长代表被学校叫去，老师提了个小要求：希望家长们支持学校在“六一”前为迎接上级检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馆出点力，“当然是自愿啊，我们绝对不搞强求！”校长非常严肃地向家长们表示，并说一旦发现有强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级教育局举报。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举手，说拿出十万元赞助学校。这边刚落下手，那边的另一位家长立即表示愿意出二十万元无偿支持学校。最后有位据说个人资产达十个亿的学生家长一诺而出五十万元。白先生在会上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有钱人，也第一次领略到了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