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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以后，疲惫不堪的李京生从他打工的那家黑猫快餐店回到学生宿舍时，在自己的信箱里拿出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半个月前他写给姑姑的，另外一封是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下边没有署名，只有两个缩写的字母。和一句类似公文式的话：
杨李紫云夫人已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一日去世。特此通知。
李京生有些木然地把那句话读了两遍。他知道姑姑的儿子和孙子一直在躲着自己这个从大陆来的穷亲戚，他们一直躲着不跟他见面。李京生又把那句公文读了一遍，拿着明信片的手离鼻子很近，李京生闻到一股在洗碗池里泡出来的清洁剂和残汤剩饭混在一起的味道。那
股味道很难闻。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完成草稿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三日农历正月初十定稿于太原
后记
一 从冬天到冬天
别人写长篇是因为篇幅长，我不是，我写长篇是因为时间太长。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但因为是从冬天开始，又是在
冬天结束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样一种心脾寒彻的冰冷……看着我的人物一个个的在笔下死去，看着我惨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束，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有人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会远了。可我的故事却是在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家中
二 追逐白马
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五O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的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泱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
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于家中
三 关于《旧址》的问答
——笔答梁丽芳教授①
1．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篇小说？
答：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声明一点，小说家是写小说的，或者说是讲故事的；他的小说当然会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会和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有关，更会和他的心理与性格的特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特征决定了一些人可以成为作家，而另一些人则不能）。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不是作者本人经历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写真。不错。小说曾经有过相当长的写真和写实的历史，这种历史导致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人们简单也是直接地到小说里来寻找作者的事件，社会的事件，历史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都必须是“真实”的才好，才有意思。这就好比有人看了《红楼梦》，一定要说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荣宁两府就是“江宁织造”的官府。依我看，用这种被动的“相信故事”的方法看小说，其实是对小说的取消，是对艺术的降格。有一次，我到西安的“半坡遗址”参观，那是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一些出土的陶器按照不同的时期顺序依次摆出来。你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陶罐上的鱼纹图案，从最开始的粗糙幼稚的模仿，慢慢发展到非常逼真的写实，然后又从写实慢慢发展成为抽象的几何图形，最后，是最简单最抽象的三角形。作为后来人，我们几乎肯定是无法猜测出．那些旋转飞舞千姿百态的几何图形，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代表着什么。但你还是被那些七八千年以前的图案所打动，你还是在这魔术般的变化面前叹为观止。而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有任何一种时髦或“先锋”的理论来做指导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凭着本能找到艺术的规律，并不妨碍他们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自由地往来。并不妨碍他们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潇洒地转换。他们在近万年前就已经自由地运用过，深沉地体察过的规律，至今对我们依然至关重要。我们现代人完全没有理由妄自尊大，以为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在“进化”、“进步”，以为现代人在一切方面理所当然的比祖先们深刻。这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想当然的自高自大，说穿了是一种精神撒娇，是一种现代人的最普遍、最时髦也最可鄙的时代病。
我想，小说之所以被格外的要求“真实”，除了它自身的写实的历史而外，这还与小说是使用语言和文字构成的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是小说当年曾经得以广泛的传播，如今又被深深地束缚的最重要的原因。被最多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也就有着最多最普遍的戒
律。戒律有些是可以打破的，有些则不能。因为那些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