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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中国肯定会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另一位年轻人说，“如何谈得上保护和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呢？”
“一个东方国家的城市，如果在建筑上完全失掉自己的个性，至少是文化衰落的表现。近几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在建筑上大多模仿欧美的商业城市建筑，这种建筑看不出多少复兴中国文化艺术的迹象。
“艺术创造不能脱离以往的传统，艺术上的发展创新也建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即使接受外来艺术的影响，也仍然要表现出本国的精神。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唐宋的寺塔，都是来源于印度，但由于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就形成了中国的风格。如今，在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材料的基础上，怎样发扬我们民族建筑艺术的特点，的确值得当代建筑师好好探讨。哦，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梁公多么讨厌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一次我们去江南，那里是著名的风景区，可就在景区的一边，盖起了一幢火柴盒子式的大高楼。这位梁先生认为它破坏了整个景观，一直背对着那幢建筑，不愿意扭过头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林徽因也笑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她有些气促，她勾着头，尽力平息着咳喘。年轻人这才意识到，林先生是身患重病的人。他们抱歉地道了再见，一一离去。他们想不到，一旦他们走后，刚才还滔滔不绝的林徽因就会呻吟着躺下，浑身冒虚汗，半天喘不过气来。即使如此，待到下次家里来了人，她依然如同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她仿佛是以此作为补偿，为自己无法挽留、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
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
每天夜里，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一次次地剧烈咳嗽、咯痰、喝水、吃药……她憋得气喘吁吁，生怕吵醒了熟睡的亲人。她常想，也许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要是那样倒也痛快。这样长时间无望地挣扎，真是太折磨人了，只有她自己知道，当肉体背叛精神、当生命一点一点被凌迟的痛苦。
她眼睁睁看着窗户一点一点发白，室内一点一点亮起来。女佣进厨房了，母亲小声地说着什么，孩子们走动着，屋内充满了清晨忙碌的声音。这时，她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上午九点多钟，阳光照进了她的房间，橙黄的光铺满了窗前的写字台，文竹疏疏落落挺拔多姿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徽因醒了，四周一片寂静，光线麻酥酥地扎着眼皮。她轻轻地眯起了眼睛，享受这宁静的时刻。她觉得生活的渴望又重新回到了她的心中，生命的活力又渐渐地回到了她的身上。
在长时间卧病的日子里，徽因对人生、对生与死已想过无数遍。
《人生》是她写于这时期的诗，在这首诗中，她抒写了自己对人生的眷恋和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
活着有多么好
１９４７年夏，思成得知徽因病情加重，医生建议她手术摘除被结核病菌感染的一侧肾，他真正着急了。眼下对他来说，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比一切事情都更为重要。好在他在美国的主要使命已基本完成。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已结束，耶鲁大学的课也基本上完，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已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他赞同的尼迈亚设计方案正在获得多数支持。给清华大学建筑系选购的书籍资料也已经安排好了船运。他收拾整理着回国的行装，购买了一些送给家人的小礼品，这些礼品大多是些美国家用小型电子产品。
徽因一直发着低烧，因为发烧，医生建议手术时间后延。尽管建筑系的诸多事物缠身，思成还是尽可能地抽出时间陪伴徽因。思成的归来使徽因喜悦而心安，她感觉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她发现，这么多年来，她每次病情加重的时候，都是思成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思成，思成诙谐地笑道：“那当然，我是林小姐最好的私人护理和心理医生嘛！”
初秋的天蓝得纯净，阳光依然绚丽，但已消失了热度。徽因有许多日子没有出过门了，星期日，宝宝和小弟都在家，思成建议孩子们陪徽因出去走走。徽因和孩子们商定去颐和园后，思成给徽因雇了一乘负责往返的滑竿。
颤颤悠悠的滑竿一直把徽因抬到了颐和园的后山。
头天夜里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爽而通透，四下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再冰和从诫一左一右护佑在徽因的滑竿旁，他们快乐的说笑声感染着徽因。徽因好久没这么开心了，美好的景物和亲人的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大贵族一样富有，她为自己拥有这一切而心怀感激。她感激思成如此体贴，答应她做这些被大夫视做“不必要”的活动；还有老金，陪着思成看家，鼓励她出来散心。她感激这晴朗的秋日和这动人的风物景致，使她暂且忘却了缠人的病痛。她深情地眷恋着这一切，正是这一切，让她感受到活着、生活着有多么好！
“没有这些我也许早就不在了，”徽因自己说：“像盏快要熄的油灯那样，一眨、一闪，然后就灭了！”
从美国托运的行李终于到了，思成得意地向徽因和家人展示他精心挑选的礼物。
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调侃思成的礼物和这些礼物给她带来的快乐：“……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来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变压器插入普通电源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思成打开了那台录音机，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许多朋友的问候。让全家人感到十分有趣的是，播放出来的这些声音全都失了真：“……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手术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前，许多人来看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他们之间的了解到了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们宽慰着徽因，嘱咐着徽因，但又都揪着心：徽因的体质那么弱，她能承受这样的大手术吗？
徽因却显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样和朋友们开着玩笑，关切地问询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用轻松的口吻向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诀别：“……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
徽因的手术成功了。只是她的体质实在太差，术后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让医生伤透了脑筋。
时间进入了１９４８年，北京的早春寒冷而凋零。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学生把标语贴到了校门口的墙上：“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从校园到社会，越来越强烈。
思成惦记着建筑系的工作，关心着动荡不安的时局，更操心着徽因的身体。
刚刚动过手术的徽因缺乏治疗的药品和补养的食品，思成常常开着车跑出北京城，到百里之外的郊县去采购。运气好的时候，花高价能买到一只鸡，运气不好时，只得空手而归。不得已，思成向费正清和费慰梅求援，请他们从美国寄些链霉素来。同时希望他们能寄一盒５００张的打字纸，因为在北京买一张打字纸要一万法币，一盒打字纸需花去半月的薪水。
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