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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开始了撤离、疏散。营造学社虽不是政府部门，但在这样的形势下，显然已无法继续工作。学社决定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老先生不愿意离开北平，他把学社的遗留工作、学社的未来都托付给了梁思成。
改道天津转移
思成和徽因为防不测，连日来忙着清点和收拾学社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历年来古建筑考察的测绘图稿、图版、照片、底片、建筑模型等等。因为怕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决定将其中不便携带的存入天津租界英国银行的保险库。
８月的一天，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一个会议。
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日本人注意已久，这封请柬表明，日本人开始打思成的主意了。思成、徽因当即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向南方迁移。
此时，沈从文和徽因、思成的许多朋友已经到了武昌。
徽因、思成开始收拾行装。
连日的劳累，徽因咳嗽得厉害，思成也常常背痛。临离开北京前，他们一同去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警告说：徽因的肺部有空洞，任何一次感冒或别的什么不慎，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思成则被诊断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椎。
“穿”上铁架子，身上陡然增加了负重，思成对徽因笑着说：“刚开始抗战，就穿上防弹背心了。”他很为徽因的身体担心，提醒她不要忘了医生的警告。徽因说：“警告也是白警告，生死由命吧！”
临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一直忙到深夜三点半。孩子的东西，徽因娘的东西，徽因、思成的东西，正在写作的论文，古建筑研究资料……所有的东西精简了又精简，装进了两只皮箱，再加上两个铺装盖卷，这是他们的全部行李。
清晨６点钟，他们叫醒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双儿女，挽着娘悄悄地起身出门。
临上车的一瞬，徽因觉得自己的心“咯噔”响了一下，像是什么地方断了似的。她知道，自己被连血带骨地从这里拽出去了……北总布胡同３号笼罩在晨光熹微中，晨光熹微中，一家五口踏上了漫长的流亡路。
徽因、思成一家人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从天津新港起航往烟台，然后转车到滩坊、青岛，再乘火车前往济南、郑州，最后到了当时的“后方”———长沙。
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逃难的人群到处都一样多，战时的交通和别的任何部门一样混乱无序。公路旁、车行道中，随处可见装备简陋、衣衫褴褛的士兵，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赴前线还是在撤向后方。
９月初的阳光把甲板烤得烫人，拥挤的人丛散发着热烘烘的臭气。思成的嗓子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宝宝、小弟又饥又渴像的打蔫儿的小苗。头上，一架飞机盘旋着在轮船上做低空飞行，巨大的轰鸣声击打着心脏和耳膜。徽因搂着一双儿女，觉得头皮和脊椎一阵阵发麻。
昏暗的黑夜，他们在车站的铁逢子下面等火车。天上落着雨，雨敲打着铁皮，发出“嘭、嘭”的声响。一盏黯白的煤气灯从身后的什么地方射过来，映着地上黑一块亮一块的泥水洼。一处处等待上车的人瑟缩着，如同在风雨中飘摇的衰草。
流亡的日子
徽因、思成来到了长沙，他们的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许多人也先后来到了这里。教育部将清华、北大逃亡出来的师生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国难当头，教授们草草在这里安下了家。虽然生活很不容易，但他们的情绪高昂，全国民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盼着能早日为国家效力。
徽因、思成到长沙时，城里已找不到像样的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租了一户人家楼上的三间小屋。房子紧靠火车站，进站出站的火车就像即将穿墙破壁而来。但是，只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彼此离得还不算远，他们就感到踏实而心安。
徽因的母亲病倒了，徽因操持着家务，照顾着母亲、孩子。
晚上，一帮老朋友总是在梁家会合。他们把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几个人凑在地图前指指点点，分析着近来的战报。他们为津浦线的战局担忧，为晋北的形势着急。徽因、思成两个月前刚从那里考察回来，对那些地方有特殊的感情。思成指点着一个个熟悉的地方：大营、繁峙、代县、雁门、朔县、宁武、原平……阳明堡……大同，那一段公路他们曾多次走过。他的手抚摩着地图，就像在抚摩那里的土地。
徽因坦率地表达了她对战事的不乐观，她说：“我们从山西回北平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多星期了，我们亲眼看到那一带的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我就不相信一抗战就能有怎样了不起的防御抗击能力，阎老西儿的军队根本就不堪一击。天气已经开始冷了，３个月前，我们在那边已穿过棉衣。看看街上那些过路的士兵，他们穿的是什么？真不敢想，他们在怎样的情形下活着或死去！”
空袭警报总是在猝不及防时响起，一家老小搀扶着跑到临时大学空旷的校园里暂避。待空袭过去，再回到那座灰色的砖房。
街头有“抗日剧团”在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简单的剧情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可围观的人仍然很多。演出到最后，常常是观众和演员一起流着眼泪高呼口号：“打回老家去！还我东三省！”“全民抗战！抗战必胜！”
在这样的情形下，连最沉得住气的教授们，也跃跃欲试地想做些切实的抗战工作。朋友们在思成、徽因家发着牢骚，他们批评教育部组织不力，让许多人囚在这里进不得退不得，对于抗战完全是多余的累赘。
流亡的日子是精神容易迷惘的日子，流亡的日子是情绪容易波动的日子，流亡的日子更是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日子。每当这样的时候，思成就会领着大家唱起歌来。他指挥着这个小小的歌咏队，一如当年他指挥清华学堂的学生军乐团一样认真。他们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歌声穿越了狭窄、苦闷的空间，他们在歌唱中宣泄郁积，在歌唱中抒发激情，在共鸣中得到了满足。
长沙韭菜园教厂坪１３４号，是徽因、思成在长沙的临时住所，这座不起眼的灰色楼里传出的歌声，常常吸引着路人停下脚步抬头张望。唱歌的有男有女，有大人有小孩儿，歌声嘹亮激越，传达出不竭的信念和热情。
生死之间只有一线距离
一进入１０月，长沙就是连绵的阴雨天气。从狭窄的天井望出去，檐漏淅淅沥沥地扯着不断线的雨丝，天空一片灰暗的阴霾。徽因闹肚子，她歪在床上，身上搭着被子，屋子里的东西散发出霉湿的味道。
思成的弟弟思永一家也来到了长沙，思永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要迁往昆明。思成为营造学社的前途计，也准备到昆明去。
思成和徽因商量着动迁的事。宝宝和小弟在门口接雨水玩儿，他们清亮的笑声是这阴郁日子里惟一的亮色。
徽因身体不舒服，心情也不好。走，还是不走？如果要去昆明，最好尽快走。再不走，天气就冷了，一路上翻山越岭、下雨落雪会有许多困难。可是就算立即就走的话，大致算算，除了路上的花销，一家人到昆明，手头就只能剩下三百来块钱。学社现在没有一点经费来源，他们没有收入，身上带着仅有的这一点点钱，一家老老小小流落到那偏远的西南，该如何是好呢？
商量的结果，思成、徽因决定，还是先停几天看看情况再说。思成打算与“中美庚子赔款基金会”联系上，看是否能为营造学社申请到研究基金。
第二天，天放晴了，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天蓝得不像战争时期的天，天上还有悠闲自在的白云。多美的阳光啊。
徽因把发潮的棉被和衣物一一晾晒出去，把屋里的破藤椅搬到窄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