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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思懿，徽因、思成接回了人广东北归的妹妹思庄。思庄的丈夫病逝，她一个人带着幼女生活。梁家的众多姊妹，除了在国外留学的，大都生活在北方，家人想让思庄回北方住些日子调节一下心情。思庄带着小女儿吴荔明和一个广东老妈子住进了北总布胡同３号。
思成大姐思顺的女儿这时期也住在这里，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一二·九”运动以后，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当局的追捕行动一直在继续，进步学生的宣传、募捐、慰问伤员的活动也一直在进行；同时，学生中动摇和分裂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校园里已经放不下平静的书桌。思顺的女儿住在徽因、思成处，家里人也就放心了一些。
这时期，徽因、思成家人丁兴旺，熙来攘往。人最多的时候，全家一共有十七张床铺，黄包车夫还要借宿在老金家。
考察龙门石窟
１９３６年５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往洛阳，会同正在河南调查古建筑的刘敦桢、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一起考察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的伊河畔。石窟造像始于公元４９３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经过北齐、北周、隋等朝代，龙门石窟初具规模。到了唐代，龙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造像活动的中心。历朝历代，伊水侧畔，龙门山崖，共开凿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题记和其他碑刻三千三百余品，修建佛塔四十余座，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石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龙门，地处荒郊，道路不通，人烟稀少。山上荆棘不时地扯挂着衣襟和头发，她索性掏出随身携带的毛巾系在头上。思成笑道：“嗬，真成了北方农家的媳妇了。”
同以往一样，他们一行各有分工。梁思成、陈明达为洞窟和佛像拍照，林徽因记录佛像和窟龛的雕饰，刘敦祯为洞窟编号和记录建筑特征，赵正之抄录铭刻和开凿年代。
石窟年久失修，铭刻温漶不清，他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思成在摄影时为了选取合适的角度，常常忘记脚下的险径。一次，他没留神差点跌下山去，惊得给他们带路的当地杂役连声叫道：“先生，小心些！小心些！”
他们来到了奉先寺，顿时被这里的气魄宏大的雕像所震慑，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高达１７米的卢舍那大佛端从坐在群像之中，气度恢弘，妙相庄严。佛像面容慈悲博大，冷峻脱俗，透露出洞悉一切的大悲悯。与云冈石窟相比，那里的释迦跌坐大佛明显带有印度佛像的影响，神情也似嫌呆滞。
思成连声赞叹：“如此高大的佛像，怎么能雕凿得如此传神！”
大家都注意到了，奉先寺向外十几米就是悬崖，上是青天，下临伊水。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河相望又太远，当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他们是靠什么来握佛像表情的呢？大家不能不对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感佩不已。
看到这些从京城来的先生们喜欢自己家乡的佛像，百无聊赖守候在一旁的杂役感到了几分满意。他用浓重的洛阳口音讲起了关于龙门的传说：
“听老辈子的人说，这龙门山原来是一整座大山。有个放羊娃儿每天来山上放羊，时候长了，他总听见山上有个声音在撵他。那声音很闷，很沉，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那闷沉沉的声音在撵着他问：‘开—不—开？开—不—开？’他咋瞅都瞅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觉得很纳闷。
“回到家里，他把这事儿讲给他奶奶听。他奶奶正忙着烧火做饭，听着孙儿的话，头也不抬地说：“明儿个要是再问你，你就说，开！’
“第二天，那个娃儿又上山放羊了。天近黄昏，他赶羊回家的时候，那闷沉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开—不—开？开—不—开？’放羊娃儿想起了奶奶的话，放开嗓子大喊一声：‘开—’只听得轰隆隆隆山崩石裂，龙门山从当中劈开，分成了两半，哗哗响的伊河水从这劈开的山中间流过……
“打那时候起，龙山就成了这个样子……”
太阳偏西了，金黄色的夕阳投射进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微笑愈发显得隽永、神秘。
并非“太太客厅”
从龙门回到洛阳城里的旅店，他们都很累了。本打算早早睡下，可刚刚在床上铺好自己带来的床单，床单上立刻就落上了一层沙土。抖落掉之后，转眼间又是一层。他们感到奇怪极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床单上落的不是沙土，而是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只跳蚤。这一夜，他们是在人蚤大战、辗转反侧中度过的。
刘敦桢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寓室湫隘，蚤类猖獗，终夜不能交睫。”
此一行，他们在龙门踏察了四天。
离开龙门，徽因和思成又去开封考察了繁塔、铁塔、龙亭、然后从开封到山东，考察了长清、泰安、济宁等１１个县的古建筑。
天热起来了，考察途中，林徽因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点至晚六点最热的时间里……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下……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上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尽管如此，徽因又和思成西出长安，到陕西耀县考察了药王庙。
他们原计划从耀县一路西行，走兰州去敦煌。但是由于当局对延安的封锁，陕甘一带防备森严，必须持有军事部门签发的特许通行证才准允西行。徽因、思成只得打消了计划。
思成对存留在丝绸古道上的艺术宝窟敦煌有一种近乎朝圣的情怀。归途中，他对徽因说：“什么时候能去敦煌，哪怕一步一叩首也心甘情愿。”可是他们想不到，这个心愿竟成了终生未了的遗憾，他们此生再也没有了去敦煌的机会。
回到北京，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日子的外出的考察，回忆起了他们在山西共同走过的旅程：
……我们再次像在山西时那样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节术和人文景物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地为我们必须以食宿（以便第二天能有精力继续工作）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我老忘不了慰梅爱说的名言，‘恼一恼，老一老’———事实上我坚守这个明智的说法，以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使我想起我们一起踩着烂泥到（山西）灵石去的欢乐时刻。
许多人提起林徽因，常常只把她和“太太客厅”联系在一起，其实“太太客厅”只是林徽因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她生活最优袷的那些年里，她和丈夫长年奔走在穷乡僻壤，一点一点地梳理着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为每一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了古建筑遗存而如获至宝、掀喜若狂。
她踩烂泥，坐驴车，住肮脏的小店，床铺上爬满跳蚤，被咬得浑身是包；山野的风和无遮无拦的烈日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粗劣的食物和艰辛的路程损豁了她的健康；但是她从未因此改变自己的选择和作为。
她对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具有一种献身的热情，这是林徽因最让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寻找佛光寺
１９３７年６月，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前往五台山寻找佛光寺。山西他们已经来过不止一次，行进的山西境内，沿途的景物风情，山村的各式人物，甚至那不太好懂的山西话，都能唤起他们近乎乡情的亲切感。
思成看待事物，更多的是科学、理性的探究和建筑学家的眼光。坐在汽车上看到一座塔，他会批评道：这塔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塔身高高耸起，而那不足度的“收分”，和重重过深过密的檐，使人得到不安定的印象。路过一座便桥，乘客下车步行过桥，空车从桥上开了过去，他仔细地观察着桥体，对徽因说：这桥堪称国产特然的工程———在柱上木架之上，安扎高梁秆，在高梁秆上再铺泥土，这样的结构居然有力量承载汽车，倒是值得注意。而徽因看事物，更多的是审美、感性的眼光：“……乡村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一处山坡上，有人在走路，放羊，迎着阳光，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