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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九届全国人代会四次会议上王维忠提出8件议案：制定“刑事诉讼证据法”、“司法鉴定法”、“护士法”，修改《土地管理法》，“《民办教育法》要强调公办、民办教育一律平等”，“选举法增加人大代表条件款”，尽快出台《产品质量法》配套法规，“保留加强大中城市药品检验所”。其中“刑事诉讼证据法”、“司法鉴定法”、〖JP2〗“民办教育法要强调民办、公办教育一律平等”和修改《土地管理法》被立为全会议案。在代表团领导的支持下，王维忠以“个人和公家打官司为什么输的多是公家”、“以梅河口市公安局违法介入经济案，使一民营企业濒临破产看公安部工作”为题，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提出质询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公安部副部长分别与王维忠协商后转为建议交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处理。本次会议王维忠共接受11家新闻媒体采访，电视、报刊报道11次，被媒体称为“议案大王”。
2002年九届全国人代会五次会议上，他向大会提交议案12件：制定“强制执行法”，修改《刑事证据法》，《刑法》应强调对证人作证保护，修改《水法》并制定、修改相关法规促进水产业化、修改《义务教育法》（以上四件被人大常委会立为议案），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纳入医疗纠纷、房地产纠纷及垄断行业纠纷、制定“企业转让法”，制定“网络空间法”，制定“医护人员权益保护法”，修改《仲裁法》，“关于对特大型国有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议案，“关于农村费改税、税收分配向农村福利事业倾斜”的议案。大会期间他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人民教育报》、《法制日报》等18家新闻媒体采访，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一无所知”到“议案大王”（2）
几年来，王维忠向各级政府提交的议案，先后有五项被省、市评为优秀议案。反映的社情民意有两次直接引起洪虎省长的重视，其中“农民手中余粮亟待出售”解决了德惠县农民售粮难的问题；“关于农村费改税的再思考”在吉林省政协《社情民意》和新华社吉林分社《内参》上刊出，省长、主管副省长亲批调查处理。
及至2002年的全国人代会上，王维忠共向大会提交议案34件，建议近40条，被采纳的议案有13件，吉林代表团被采纳的议案有35件。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王维忠提交了18件议案，被采用了14件，提交议案数和被采用数名列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前茅；2005年王维忠已向大会提交各类议案88件，被采用58件，并提出建议近200余条。由于王维忠提的议案多，有一定质量，都是用事实和数字说话，因此引起了各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新闻媒体先后有200多人次采访过王维忠，各种报道文章160多篇，从多方面多角度宣传了吉林。就这样，这位医学教授，像小学生一样学习法律知识，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终于成为全国几千名人大代表之中的“明星”，成为名副其实的“议案大王”。
用生命换来的议案（1）
在当选人大代表后，王维忠把身心和精力投入到下乡调研工作之中。他不顾自己上了年纪，经常像年轻人一样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2000年1月，王维忠正在着手整理“建议制定‘民办教育法’”、“建议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等7项议案的调研材料，此时只完成了其中4项议案的写作，没想到因注射一针德国进口的流感疫苗，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住进了医院。王维忠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深知病情的严重性，没写完的三项议案，像三块沉甸甸的石头一样，压在老人的心上。病情最严重时，关在重症病房里的王维忠四肢有三个输液通道。在高度腹水根本不能坐稳，也无法侧卧的情况下，他竟然还在构思怎样才能写好这三个议案。尽管浑身无力，但只要有了灵感，他就要用颤抖的手紧捏着笔，写上几个字。医疗组教授、家人、领导都劝他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要再写了。连医疗组的医生都对他的病情没有把握，但是，对生命充满了乐观心态的王维忠从没想到过“死”，因为他是医生，是医疗专家，他了解这种疾病的发展规律。就这样，只要手能动，只要脑子清醒，他就坚持写下去，几个字、几句话，就这样努力地写下去，写下去……好多次，药液都漏在皮下，滴在床上，他竟没有察觉；有时，家人正在护理他吃饭时，他会突然停下来，让他们拿来纸和笔，因为他又想起了一句很好的话；有时在半夜三更，守护他的亲人竟会猛然看到老头子不知何时早倚靠在病床上，一边喘着气，一边眯着双眼，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一笔一画地在笔记本上写着，写着……就这样，王维忠将构思好后的东西全部写成提纲，有时是在儿子、学生和朋友的帮助下，由他口授，他们记录，最终完成了三个议案。经过14天无尿、高度腹水后，虚弱的王维忠只能以血液透析、排除体内毒素等手段来维持生命，曾先后透析12次，放腹水9次。由于省、市及学校、医院各级领导的重视，抢救及时，治疗到位，他的病情终于一天天好转。此时已是2000年的2月底了。在王维忠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赶到北京及时参加人代会。当躺在重症病房中的王维忠指着摊在病床上的那几份议案，对看护他的二儿子王绍申提出想进京参会时，绍申急了，他好言劝阻老人说：“爸爸，其他的事我可以由着您，但这事可不行！您也不想一想，现在您病得这么重，身体还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别说去千里之外的北京，就是离开医院我们都不放心呀。”最后，绍申实在劝阻不住固执的父亲，只好又把老母亲、姐姐和妹妹她们拉来劝导，可还是没有用。医院领导和治疗组的同志们获知后，一个个想方设法跑来劝阻他。就连吉林省人大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坚决不同意他带病参会。可固执的王维忠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他一边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一边躺在病床上绞尽脑汁地想点子呢。2月20日，为了能早日出院，王维忠要求撤掉身上所有的静脉给药，改成口服和肌注。25日上午，他向院里提出去北京参会的想法。院领导和医疗组的教授们一听，都不同意，并说出种种理由来阻止他参会。本来就是医学专家的王维忠当然能理解院领导和同事们的良苦用心：自己尽管刚刚脱离生命危险，身体也开始恢复，但多项化验指标不正常，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万一会出什么事。见正面的不行，王维忠又换了一个理由：“你们以前不是多次找过北京的专家为我会诊过吗？这样吧，我开不开会不重要，但可以借开会期间请北京专家会诊，再对病情作一次全面的检查。”2000年3月1日，春寒料峭的长春是个好天气，新春的太阳透过医院住院处的大玻璃，投射到王维忠的病床前。他面朝东升的旭日，贪婪地呼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然后趁人不备，拔掉身上的针管，倚着墙壁，开始练习走路了。随后，他趁儿子去买早点的机会，急不可耐地打通了省人大有关领导的电话，大声地说：“我今天完全可以出院了，真的，请领导相信我。人代会要召开了，我这身上的病也全好了。我明天一定得跟随大家一起去北京，一定要参加人代会。”他接着又动情地说：“这次人代会，我特意准备了7份很好的议案，如果我写的议案交不上去，那就是失职，就是辜负了全省人民，就是辜负了信任我的选民！”他又耐心地说服了家人。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后，确信他已不存在危险后，医院领导无可奈何之余，只好让他出院。
3月2日一大早，身体还极度虚弱的王维忠在儿子的陪同下，跟随吉林团的全体代表赴京参加全国人代会。
3月3日到京后，他根本顾不得休息，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尽管身边有儿子绍申的搀扶，尽管是慢慢地行走，尽管是走一步歇一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