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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之也这样说：“曹禺同志读的剧本很多，当我们设想出一些细节和语言来的时候，他常说，‘普通普通’，‘现成现成’。因为他看的剧本太多了，哪些是落在人家的套子里，他很清楚。这样，他就不会重复，总是想出新点子来，搞出新的东西。”于是之说，曹禺非常重视戏的结构：他很讲究剧本的结构。他常说写戏同写小说不一样，这是针线活，该叫谁上场就正该他上场，该叫谁下场就正该下场，这是不能粗心的。夫差在吴国养马，我们搞了几遍提纲，曹禺也拿出一个提纲。他说该让天霸上，我们对他这个构思一时还想不通，天霸怎么进吴宫呢？曹禺说：“怎么上，你们别管。”天霸带着铁犁来见范蠡，这场戏把天霸的性格写出来了，把戏串得更绵密了。写文仲时，他给了勾践一句话：“人真是难用啊！”这场戏是这样的：苦成骂勾践没有骨气，为勾践听到，要卫士把苦成抓来。文仲说不可以，勾践很不高兴反问他：“这是为什么？文大夫，百姓可以这样侮骂我吗？”文仲说：“大王动怒了吗？大王应该高兴才是。”勾践还不理解，文仲说：“越国无以为宝，惟有民气为宝。”他劝勾践“应该多想一想‘天高听卑’这四个字啊！君有错，臣应该谏；君圣明，臣才能够直言。”文仲还建议请苦成来见一见。就在这时，勾践十分懊恼，独白道：“文仲的话说得太重了。‘邀买民心’？他的话是很不入耳的。人真是难用啊！正直能干的往往不驯顺，不驯顺！”在这些地方，他把勾践的性格写了出来。这一笔，说明曹禺的天才。他对吴越春秋看得很深刻。他的情节和性格创造是水乳交融的。他常说：“一个戏能否成功，一是看人物，一是看结构，一个是看语言。”这就说到家了。①梅阡和于是之都说，曹禺对戏剧语言的运用是高度重视的。譬如写胆，他把《本草纲目》都借来看了，还有其它关于胆的知识资料。看得多，写起来就游刃有余，挥洒自如。胆的独白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常说，语言功夫不到，人物性格就出不来。苦成、鸟雍都是劳苦群众，讲一件事，但各有各的讲法。在这些地方，曹禺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自己朗读勾践的独白，他念了又念，连语气都琢磨到了。还有每个人物的第一句台词和最后一句台词，他很注意。第一句台词是人物亮相，是人物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他注意写好，这是他的苦心所在。吴王夫差第一幕出场，第一句台词是：“美——美丽的大火啊！”这一亮相就非同凡响，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于是之回忆说：他常看着笔记本琢磨台词，他对每一个词的轻重、分寸，都具有一种语言的敏感。推敲每一个字，每一句台词的韵律感。他很讲究味道，他会唱京剧，他的语言韵律感、节奏感很强。《雷雨》的台词是可以按京剧的拍板来朗诵的。①于是之不无遗憾地说：“《胆剑篇》的结尾没有听取曹禺的意见，这是想来令人遗憾的事。曹禺设计了一个结尾，越军占领吴宫后，正下着大雪，一个年老的吴宫宫娥，正在夫差的房子里摸着一个东西——胆。问她为什么摸它，她说，是夫差常常尝的。夫差也跟勾践一样卧薪尝胆，而且说着：‘你是否忘记那场败仗了！’当然，这是历史上没有的。我们对这个结尾泼了冷水。我们当时想的勾践、夫差都是实有所指的，想得太实了，但是，从今天看来，曹禺想得比我们深，这正是他的才华所在。”②
是的，曹禺的才华仍在。如果说写《明朗的天》还很拘谨；而这次稍有放开；但也只可以说是放开了一点。有形或无形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禁律还在束缚着他。
１９６０年８月，历史剧《卧薪尝胆》完成，开始征求意见。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０日，先是听取了历史学家齐燕铭、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吴晗等人的意见。３月１３日，作协召开了《卧薪尝胆》座谈会，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袁水拍、张天翼、严文井、巴金、沙汀、郭小川等人出席了会议。袁水拍提出可否将剧名改一下，在“胆”字上下功夫，后来，根据这一意见，将此剧改名为《胆剑篇》。７月起，该剧在《人民文学》第７、８期连载。于１０月３日起由北京人民剧院在首都剧场公演。导演焦菊隐、梅阡，有刁光覃、童超、郑榕、苏民、朱琳等参加演出。此剧演出的时机很好，正是需要振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时刻，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评论界的反响也是很强烈的。在发表、演出后一年间，全国各地报刊共发评论文章５０余篇。茅盾指出：“这个作品，在所有的以卧薪尝胆为题材的剧本中，不但最后出，而且也是唯一的话剧。作为最后的一部，它总结了它以前的一些剧本的编写经验而提高了一步。”他以为勾践的人物性格刻画是成功的。“夫差和伯就不是舞台上常见的一般花脸，而是有个性的人物……范蠡的个性也很鲜明，但相形之下，文仲稍觉逊色。”他认为伍子胥形象较之传统的形象也“有了新的眉眼。伍子胥的性格在剧本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中写得相当鲜明；这些虚构的事实，可以说是《伍子胥列传》所描写的伍员形象的令人信服的发展”。他特别称赞作者对伍子胥性格的复杂性有深刻的把握，他认为“人物性格的描写，是《胆剑篇》的优点之一”，但以为夫差的性格刻画得“稍嫌片面些”，而苦成等这些虚构的英雄人物“个性不明显”。最后，他指出“剧本的文学语言是十分出色的。它是散文，然而声调铿锵，剧中人物的对白，没有夹杂我们的新词汇，没有我们的‘干部腔’；它很注意不让错误的典故、成语滑了出来。特别是写环境、写人物的派头，颇有历史的气氛”。①其它如何其芳、张光年、吴晗、李希凡等人都发表了中肯的意见。
《胆剑篇》展现了创作的才华，在历史题材的把握和开掘上，显示着创作个性的复归，以及他那神采飞扬的艺术创造力。但是，他仍受着某些思想的束缚，“左”的文艺思潮，仍然捆住了他的手脚。周恩来就说：“《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①但不能否认，《胆剑篇》的创作又唤起他创作的激情，他似乎也感到自我的创造力。他把《胆剑篇》最后定稿发表之后，便于１９６１年夏天，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兴致勃勃地去内蒙访问参观，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反思着１９５８年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