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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艺术的热爱和在美的关系，主动协助梅兰芳演出。他有时作为发言人，有时作为联络人，向不懂中国艺术的美国观众，讲解京剧艺术的技巧和剧本的含义，向有关人士宣传，扩大影响。同时，他还向梅兰芳提出建议，从选定剧目到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出过不少好主意。实际上他成为梅剧团的顾问，和梅兰芳先生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因此，１９３５年１月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再次邀请他作为顾问和艺术指导陪同前往。
他和他钟爱的弟子曹禺又聚会一起了。张彭春酝酿于１９３４年校庆纪念时，再度演出《新村正》，请曹禺合作，同他一起改编《新村正》。这次改编，虽说是合作，但主要是由曹禺执笔。对这样一个五四时期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的剧本，而且又是他所敬重的老师的剧作进行改编，他是十分认真的，充分发挥了他那旺盛的创作才能。当他把改好的剧本交到张彭春老师手里，老师带着赞许肯定了他的改编。经过改编的《新村正》于１０月１７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演出。
这次演出后，羊诘曾写过一篇文章，他曾参加过早年《新村正》的演出，对原本十分熟悉，因此他把原本和改编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说：“总观这次改编本《新村正》的公演，和１６年前的老本比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有相当的进步。最显著的，就是结构的紧严，使观众的心情总是紧张，一幕演完想看下幕。譬如，第一幕终了，观众必欲知李壮图请愿有何结果？外国人为什么要允许李壮图缓期还债，一面又教魏经理逼众绅立新合同？第二幕终了，观众就极想看看新村正究竟是谁？关帝庙一带房地问题怎么解决？到了第三幕，观众虽然知道李壮图的请愿结果，关帝庙问题只换了一个假面具，吴仲寅谋得新村正，外国人当初是弄手段让中国人内椋舛萌酥沼诒蝗死谩５詈笪馍鸲悦裰谒党鏊目嘀裕プ×送夤说囊蠛献鳎烀裰诘匠抢锶ァ＞烤构氐勖淼氖略跹崾舛鋈饲巴臼窃跹故且桓雒眨獗染杀镜钠绦鹗率岛玫枚嗔恕：慰鲂麓逭闹行奈侍馐枪氐勖砥睹窨撸谋啾敬ΥΣ焕肟氐勖恚孟裼幸桓甙讶绱鹄础Ｕ庵钟刑醪晃汕鄄悴愕南罚比蝗菀滓巳胧ぁＶ劣诘谌荒宦浜笪馍鸬囊欢位埃腠竟说娜狈ν盘逡馐叮獬鱿芳恿艘桓龊苌钋械囊庖濉！雹�
羊诘还在文章后列表，对原本和改编本作了比较，可看出改动的具体情形，只可惜现在难找到改编本了，这确是一个遗憾。但从这次《新村正》改编，可看出曹禺的编剧技巧已经是相当熟练了。无论从思想或是艺术来说，较之１９１６年的旧本，是更为精湛而深化了。曹禺在这次演出中扮演吴仲寅（吴二爷）这一角色，原本写此人阴险狡猾，有手段，城府甚深，善于联络，官僚气派十足。此次改编，改为一个只知用人不肯受人利用，深通世故，胸有城府，有魄力，有胆量，聪明机警的绅士。他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办公事屡受打击，他才改变计划作一个利己主义的信徒。曹禺扮演得极为出色，也许是他自己改编的，故演来更能得心应手。
曹禺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他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多了，自然，活动范围也大了。他作为一个文学新秀开始活跃在文坛上。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０日，他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２００人签署的《推行手头字缘起》，发表在《太白》半月刊第１卷第１１期上。６月，为反对复古运动，维护新文学的发展，与老舍、巴金等百余名作家在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与出版》第２号上，发表了《我们对文艺运动的意见》。这段时间里，他和何其芳、李尧林、萧乾、毕焕午、沈从文等，都已成为十分熟悉的朋友。
当然，他更多的是参加戏剧方面的活动。１９３５年３月，当王文显教授的《委曲求全》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时，他应邀参加；在清华大学公演后还参加了座谈，又结识了唐槐秋、戴涯、赵慧深、焦菊隐、程砚秋、徐露村。座谈会后，他和唐槐秋、马彦祥、李健吾四人合影留念。
中国旅行剧团早已决定排演《雷雨》了。唐槐秋领导的这个中国现代话剧的第一个职业演出团体，聚合一批有志于话剧艺术的表演人才，得到这么一个好本子，真是如鱼得水。《雷雨》先在北平演出，受到观众的欢迎；秋天又到天津演出。唐槐秋和几个主要角色住在惠中饭店，演出就在中国大戏院。上座率是相当高的，曹禺颇为振奋，亲自看到演出效果，他有时就在演出时躲在后台为演员们提词。戏散场晚了，有时就住到惠中饭店里。唐槐秋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中旅”是职业剧团，他们得靠演戏才维持生活，所以唐槐秋最能体验《雷雨》对一个职业剧团的价值。当然，他也听到“中旅”在北平演《雷雨》所遇到的麻烦。淘金说：“国民党说我们这出戏有伤风化，儿子跟后娘偷情不会有好影响，少爷和丫头恋爱同样很糟，于是这出戏被认为是有害的。一个星期后，警察抓走了八个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被戴上手铐脚镣，并遭到拷打，他们逼着我们跪下，打我们，要我们承认是共产党。”尽管曹禺经过禁演《国民公敌》的事，但毕竟不是他自己写的戏。这次，他的感受更深了，演戏写戏都是要担风险的。但是，“中旅”在天津的演出打响了，这对于曹禺来说就足够了。
就在这个期间，李健吾写了一篇《雷雨》的评论，刊登在１９３５乍８月２４日的《大公报》，这是第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他是带着满腔热忱，更带着一个评论家的客观态度来进行评论的。他说：“曹禺原即万家宝先生，《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说是处女作，立即抓住了一般人的注意。《雷雨》现在可以说是甚嚣尘上。”称誉它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他认为《雷雨》里“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是“命运观念”。他说这命运就“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错综的心理作用里”。他指出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性，“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他说蘩漪是一个“反叛者”、“被牺牲者”，富于“内在的生命”。他还指出《雷雨》受了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托斯》和法国作家拉辛的《费德尔》的影响。并且说：《雷雨》“很像电影”。但也中肯地批评《雷雨》在情节上“过了分”，还须“删削”那“无用的枝叶”。他赞扬“作者卖了很大的气力，这种肯卖气力的精神，值得我们推崇，这里所卖的气力也值得我们敬重”。
不久，《雷雨》开始在上海也逐渐产生影响，先是由上海复旦剧社演出了《雷雨》，欧阳予倩导演，凤子、李丽莲、吴铁翼等主演。演出在宁波同乡会进行。演出前，赵景深先生请曹禺题字。赵景深回忆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但这次演出影响不大。１９３６年，“中旅”到上海演出了《雷雨》，在卡尔登大戏院，轰动了上海。曹聚仁在他的《文坛五十年续编》①中说，《雷雨》的演出，使它与“各阶层小市民发生关联，从老妪到少女，都在替这群不幸的孩子们流泪。而且，每一种戏曲，无论申曲、越剧或文明戏，都有了他们所扮演的《雷雨》”。他说，１９３５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进入〈雷雨〉时代”。茅盾后来也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说的也是３０年代中期《雷雨》轰动上海的情形。
张彭春又一次邀请曹禺合作。
这次的计划，是要把莫里哀的《悭吝人》搬上舞台。张彭春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话剧艺术舞台上的实践家。从易卜生到高尔斯华绥再到莫里哀，这样一步一步地把国外名剧介绍进来。他仍然采取改编的办法。张彭春和曹禺共同商定了改编方案，由曹禺执笔。张彭春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边改编边排演边修改，十分紧张。
似乎，曹禺旺盛的力量是永远施放不尽的。他以高度的创造性，把这个剧本中国化了，完全是中国人的姓名、地点、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