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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面社会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一词之这种意义看来，所谓“自由”，简直成了力量与财富的别名。那些向人允诺新自由的人确常又向人作诺言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物质的财富将大量增加。然而。我们不难知道，只从绝对征服吝啬的自然界下手，并不能带来经济自由。社会主义者所谓的新自由实在的意义，就是要消除不同的人在选择范围的大小所存在的差别。因此，新自由所要求者，其实就是一个旧的要求之别名而已。这个旧的要求就是财富之平均分配。不过，这个新名词一经提出，就使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又多添一个共同使用的字眼。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一词得以尽量剥削与利用。尽管这派人士对自由一词的用法不同，可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区别。至于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结合在一起，能把这种问题想一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译者按：以上两段对于自由的解析，乃语意学的解析之一实际的应用。这种解析，可予“要素论（essentialism）一当头棒。要素论，亦如高度的形上学，危害民主生活久矣！对于在政治方面的要素论之驳击，中国文字方面者，可看张佛泉先生最近的论著“自由与人权”一书。）
毫无疑问，向人期许较大的自由，已成社会主义宣传的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们的主张能够带来自由。然而，他们信仰的虔诚，于事又有何补呢，（许多虔诚是错误的——海光）如果社会主义者对大家允诺走向自由之路，而在实际上，不过是投向奴役之路，那末只有使悲剧加剧罢了。现在，被勾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天多于一天。他们昧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冲突。社会主义者连旧日自由党派的名字都篡夺去了。这一切结果，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者向人允诺更多的自由有以致之。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社会主义。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显然是从自由传统里衍生出来的。所以，当有人说实行社会主义之结果，就会引起与自由背反的结果时，无怪乎那些知识分子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近年以来，也有人开始感到社会主义的种种莫测后果之可怕。他们一再发出呼吁，可是，这类呼声是从我们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发出来的。观察家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事观察这类现象。尽管这些观察家们在研究此类问题时还存心希望得到并非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结果，可是他们毕竟发现法西斯主义的情境与共产主义的情境实在有许多类似之处。当着英国以及别处的“进步人士”仍在欺骗自己，以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相反的两极时，那开始怀疑这些新暴政是否同出一源的人，却一天多于一天。麦克司？伊斯特曼（Max Eastman）是列宁的老朋友。他提出了一些见证。他所提出的那些见证，连共产党人听到了，也要惊震不已。他觉得他不能不承认：“斯达林主义并不比法西斯主义好。斯达林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糟，比法西斯主义更残酷无情，更野蛮，更不公正，更不道德，更反民主，任何善意的期待都不能挽救它。”他又认为最好用“超级法西斯（superfacist）来形容斯达林主义。至于什么是斯达林主义呢，伊斯恃曼认为是：“斯达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斯达林主义就是藉政治方法达成产业国有化与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斯达林把国有化与集体化作为他建立无阶级社会之计划所依赖的一部分。”伊斯特曼既然认出斯达林主义实在就是这么一种社会主义，那么他所作的论断之所指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
也许，伊斯特曼先生是一个最显者的例子。然而，这样用同情的态度对俄国的实验作过观察，并且得到相似结论的，并不止他一人，他也绝对不是其中的第一人。比他早几年。有位叫哲伯伦（W。H。Chamberlin）的，他以美国通讯记者的身份在俄国住了十二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对俄国一切美好的幻想被粉碎了。他把他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研究的结论，用扼要的话表示出来：“社会主义，一开头就确乎不走向自由的道路。社会主义将走向这个独裁的漩涡，走向最残酷的内战之途。至于说，用民主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并且保持社会主义，似乎是乌托邦世界里的幻想”。同样，又有一位英国作家，叫做弗意革（F。A。Voigt）的，他以外国通讯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政治发展做过多年真切的观察。他最后下结论说：“马克斯主义已经带来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在一切重要之点上，马克斯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从民主眼光观之，马克斯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皆一丘之貉。因二者无论在思想型模、心性、或作风上，皆基本地相同，至少相似。而二者之所以相斗者，不过为权力，为支配欲之满足而已。——译者）李普曼（Walter Lipmann）先生坚信：“我们所从属的这个时代，正在从经验得知，当我们放弃自由而将自己的事听任一个具有强迫性的组织来安排时，其结果将为何如。居然有些人以为放弃了自由，一切听任别人摆布，就可期望将来得到满足的生活。如果真的这样行起来，他们的希望必归幻灭。当着有组织的管制加强以后，生活目的上的花样一定会愈来愈少。结果，什么事都要归于整齐划一。这是依计划而行事的社会或藉权威专断的原则来处理众人的事务之惩罚性的结局。”（李普曼先生之言，真是触目惊心。如果把一个社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末，作到最好处，也不过是变成蜜蜂蚂蚁的社会。到了这一地步，人都变成低级动物了。所以，要“建设”这样的社会，根本无需什么“专家”来“计划”：拜蜜蜂蚂蚁作老师就很够了。人的生活之特点及其可贵处，就在各人自己管自己的事。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吾人对抗共产制度之最实质的理由，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玩意，而是反对俄国共党那一套把人变成低级动物的思想和办法。——译者）
类似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近年来，许多有资格作判断的人士所出版的著作里面，便常有类似上面的话。特别是曾作过目前这些极权国公民的人，他们因曾亲身经历那段转变的过程，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修正自己从前所抱持的一些信仰。因而，他们所讲的话，与前面所引的几段尤为类似。我在下面将再引一位德国作家的言论为例。这位作家的结论与前面所引的相同。不过，他所说的，或者比前面已经引证过的言论，更较正确。
这位德国作家叫做德洛克（Peter Drucker）。他说：“以为经由马克斯主义可以到达自由平等之域，这一信仰已经完全崩溃了。这一信仰崩溃的结果，迫使俄国走上德国所走的同一道路。这条道路是导向极权的、纯否定的、不经济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社会之道路。在要点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非完全相同。这二者是一个发展之两个不同的阶段。当人们觉得共产主义是一幻想以后，下面的一个阶段便是法西斯主义。今日，共产主义在斯达林的俄国之已变成一个幻觉，亦若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之为一幻觉。”
纳粹和法西斯党许多领袖的历史对我们也是很有意义的。凡曾细心观察过在意大利或德国这些运动如何成长的人，会看到许多领袖人物，从莫索里尼起，连拉瓦（Laval）与魁斯林（Quisiling）在内，都是先做社会主义者，后来变成法西斯或纳粹党徒。如果我们注意这些人物转变的过程，便会为之吃惊不已。这些领袖人物固然如此；参加这些运动的大众尤其如此。在德国，如众所周知，一个年青的共产党徒变成一个纳粹党徒，或一个年青的纳粹党徒转变成一个共产党徒，都是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