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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义务责任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停止了。我是不拘外表形式的，但我倒很想把这军装脱掉。我已把袖管上的星章割掉，那只是为了便利起见。那与荣誉无关。我并不反对他们。我只是洗手不干了。我祝他们万事如意。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和明智的人，他们是应该得到荣誉的。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我只盼望这该死的车早点开到美斯特列，可以吃吃东西，停止思想。我非停止不可。
皮安尼会告诉他们我被枪毙了。枪毙的人他们要搜查口袋，取去证件。人家可没拿到我的证件。他们也许会说我淹死了。美国方面不晓得将接到什么消息。大概是因伤及其他原因而死亡吧。善良的基督啊，我真饿啊。从前在饭堂里一同吃饭的那个教士，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还有雷那蒂。他大概在波达诺涅。如果他们没有退得更远的话。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他了。他们这些人我都看不到了。这一方面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不相信他得了梅毒。人家说，倘若趁早医治，这病是并不太严重的。但是他还是担心害上了这个病。要是我害上了这病的话，我也会发愁的。谁都会发愁的。
我生来不会多思想。我只会吃。我的上帝啊，我只会吃。吃，喝，同凯瑟琳睡觉。也许今天夜里吧。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明天夜里，一顿好饭，
有床有床单，永不分离，要走就一块儿走。大概还得特别赶快走哩。她是肯走的。我知道她肯走。我们什么时候走？这倒是值得思考的。天在黑下来了。我躺着思考要去的地方。地方倒是多着哩。
大清早天还没亮时，火车放慢下来，准备开进米兰车站，我赶快跳下了车子。我跨过车轨，穿过一些建筑物之间，走上一条街。有家酒店开着，我便进去喝杯咖啡。酒店里有大清早刚打扫过的气味，咖啡杯里还搁着调羹，台子上还印有酒杯底所留下的圆圈。主人在酒吧后边。两名士兵坐在一张桌子边。我站在酒吧边喝杯咖啡，吃了一片面包。咖啡给牛乳冲淡成灰色，我拿片面包撇掉牛乳的浮皮。主人看着我。
“来杯格拉巴酒吧。”
“不，谢谢。”
“就算我请客，”他说，倒了一小杯，推过来。“前线怎么样？”
“我哪会知道。”
“他们喝醉了，”他说，用手指着那两名士兵。这我相信。他们的确带着醉酒的模样。
“告诉我，”他说，“前线怎么样？”
“前线的事我哪会知道。”
“我看见你翻墙过来的。你刚下火车。”
“前线在大撤退。”
“报纸我是看的。究竟怎么啦？是不是结束了？”
“那不见得吧。”
他从一只矮瓶子里再倒了一杯格拉巴酒。“要是你有什么困难，”他说，“我可以收留你。”
“我没什么困难。”
“倘若你有困难的话，就住在我这里吧。”
“住什么地方呢？”
“就在这屋子里。许多人住在这里。凡是有困难的人，都可以住在这里。”
“有困难的人很多吗？”
“那要看是哪一种困难。你是南美洲人吧？”
“不是。”
“会讲西班牙话吗？”
“一点点。”他抹抹酒柜。
“出国现在很困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倒没有出国的意思。”
“你想在这里呆多久都行。你呆久了就知道我是哪一种人。”
“今天早上我有事，我把这地址记下，以后再回来。”
他摇摇头。“看你这样讲法，你是不会回来的。我倒以为你着实有难处。”
“我没什么难处。但是我也珍重朋友的地址。”
我放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在柜台上，当做喝咖啡的帐。
“陪我喝一杯格拉巴酒吧，”我说。
“这倒不必。”
“来一杯。”
他斟了两杯酒。
“记住了，”他说。“上这儿来。别让别人收留你。这里是安全的。”
“这我相信。”
“真的吗？”
“真的。”
他脸色严肃。“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别穿这件军装到处走。”“为什么？”
“袖管上割掉星章的地方，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况且布的颜色也有了深浅。”
我一声不响。
“你要证件的话，我可以给你弄来。”
“什么证件？”
“休假证。”
“我不需要证件。我自己有。”
“好吧，”他说。“不过要是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代办。”“要多少钱？”
“这要看是哪一种证件。价钱很公道。”
“我现在不需要。”
他耸耸肩。
“我没事，”我说。
我出去时，他说：“别忘记我是你的朋友。”
“不会忘的。”
“再见吧，”他说。
“好，”我说。
上了街，我故意避开车站，因为那儿驻有宪兵。我在那小公园边找到一部马车。我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了车夫。到了医院，我先到门房住的地方去。
门房的妻子拥抱我。门房握握我的手。
“你回来啦。你平安无事。”
“是的。”
“用了早点没有？”
“吃过了。”
“你好吧，中尉？你好吧？”他妻子问。
“我好。”
“和我们一同吃早饭好吗？”
“不，谢谢你。告诉我，巴克莱小姐现在可在医院里？”“巴克莱小姐？”
“那个英国护士。”
“他的女朋友啊，”他妻子说。她拍拍我的胳膊，笑笑。“不在，”门房说。“她走啦。”
我的心往下一沉。“真的吗？我是说那个高高的、金黄头发的英国小姐。”
“我知道。她上施特雷沙去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两天前，同另外那个英国小姐一块儿去的。”
“好，”我说。“我现在要你们做一件事。别告诉任何人说见到过我。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告诉任何人，”门房说。我给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他推开了。“我答应你不告诉人好了，”他说。“钱我不要。”
“有什么事要我们替你做吗，中尉先生？”他妻子问。
“只希望你们不告诉别人，”我说。
“我们装哑巴，”门房说。“有什么事要做，通知我一声好不好？”“好，”
我说。“再会。将来再见。”
他们站在门口，目送着我。
我跳上马车，告诉车夫西蒙斯的住址。西蒙斯是一位学唱歌的朋友。西蒙斯住在城里好远的地方，在马根塔门①那一头。我进去看他时，他还在床上，睡意蒙眬。
“你好早啊，亨利，”他说。
“我搭早车来的。”
“这撤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是不是在前线？抽根烟吧？烟就在桌上那盒子里。”他的卧房是个大房间，一张床靠墙放着，房间的另一边放着一架钢琴、一张梳妆台和一张桌子。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西蒙斯靠坐在枕头上抽烟。
“我陷入困境了，西姆，”我说。
“我也是，”他说。“我经常陷入困境。你不抽根烟吗？”“不，”我说。“到瑞士去要办什么手续？”
“你吗？意大利人根本不让你出国境。”
“是的。这我知道。但是瑞士人呢。他们怎么样？”
“他们拘留你。”
“这我也知道。不过其中的奥妙是什么？”
“没什么。很简单。你哪儿都可以去。不过得先打个报告什么的。你为什么问？你是要逃避警察吗？”“还不大清楚。”
“你不想告诉我就不必说。不过这事一定怪有趣。这里什么事都没有。
我在皮阿辰扎演唱，失败得可惨啊。”
“非常抱歉。”
“是啊，我失败得很惨。但我唱得好。我要在这里的丽丽阁再试它一次。”
“我希望去听听。”
“你太客气了。你不是说你搞得一团糟了吗？”
“这还难说。”
“你不想告诉我，就不必说。你怎么离开那该死的前线的？”“我再也不干了。”
“好小子。我一向知道你是有头脑的。有没有我可以帮你忙的地方？”
“你本来就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