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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奏扬琴，是一个著着细腰身旗袍的女子。悠扬的琴声荡漾在这座法式的老洋房中，气氛十分典雅。她用目光丈量着，说，那儿不就是放她父母那张红木大床的位置吗，她记得再过去是一口柚木雕花大橱，紧靠大橱而放的是一张摊手柄的单人沙发——就是同学聚会的那次，他坐的那张。
她又指指我们正就坐的那张桌子，说，这里应该就是以前带拱型窗框的室内露台的位置了。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环顾了好一会儿，尽管又是铝合金窗又是中央空调又是大堂又是包房，但她说，她可以肯定这是那露台的位置无疑。每天，她都能从这里望见街对面的一家工厂的斜脊厂房。早晨七点半钟，正当她提起书包准备开门上学去的时候，她总能见到带湿雾状的烟缕开始从半截斜戴帽的烟囱之中升起来，在天空中稀薄着地散开了去。烟囱是安装在一方带水箱和铁梯的平顶晒台上的，常有鸽群在那里降落了之后又再起飞。
湛玉是两眼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一番话的，仿佛在忆述一场30年前的梦中的场景。现一刻的窗外，黝黑的天边沉淀有一层迷朦的玫瑰色的浅红，那是远远的市中心的霓虹灯在夜的云层之上的折射光。而那块“皇朝海鲜城”的闪烁着的灯光招牌在对面的那幅老砖墙上制造出了红一阵紫一阵的迷幻效果。弄堂如今早已拓宽开辟成了两边有人行道，中间可以行车的马路了，马路与上海的一条著名的食街相连接。这里的矮房与陋建都已清拆干净，有些骨子和风格的洋房留存了下来，被人承包，开成了饭店。
我记得，这是我俩在分别了三十余年后第一回再见面。
其实，那次我是考虑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才下决心去她住的那条街的附近溜达的——一位旧同学告诉了我她家新近搬去的住址——看看会不会有小说中所描写的偶遇的那一类情节发生。但没有，我按捺不住，还是跑上楼去，按了铃。
是一个安徽小保姆来应的门。“是谁呀？”湛玉从公寓内里的一间房间中探出头来，于是，
我们便见面了。
兆正不在家。我是说，他是那种在晚上也不会回家来的不在家——他请了创作假去太湖湖畔的一座什么渡假村写东西去了。我有点高兴、有点失落、有点惆怅也有点充满了某种莫明的预感时的兴奋。当湛玉出去倒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兆正的写字台跟前。他的一张镶在有机玻璃框架中的照片就站在我的对面望着我，我只知道，他很有些改变了，眼前的这个才是四十岁的他。照片大概是在长江三峡的某处风景点拍摄的，前面是浑涛翻滚的江水，背景是乱石和小松树林，江风正将他长长的头发吹扬起来。我再认真地看一遍，不错，是他。但我发觉自己就怎么也不能将四十岁的他的某些脸庞特征有效地存进记忆中去。我用手指抚摸过叠放在案头的那排书籍，有些是别人的，有些是他自己的著作。我只要浏览一下书名就知道了，他每出一本新书，我都要在市场上及时买回来读，我记不清他的脸，我却能背出他写的不少精彩的句子。
湛玉端着茶杯回进房里来了，见到我在做什么。但她什么也不说，放下茶杯，坐了下来。她问我说，你现在的生意做得不错了吧？听说都在金桥加工区开厂了？我支吾以对，心里却想着要告诉她，这两年我也写了不少东西并出版过几本诗集，其中有一本还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出版社出的。但转眼一想，她也不会不知道，她既然不提起，这是因为她不想提起。我这主动一提，不反而显得别扭？我于是便同她谈点儿自从我们分别之后他与她的共同情况；再谈下去，话题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去了。她开始眉飞色舞起来，并带点儿滔滔不绝的态势。她摸出一张她的名片来，上面除了印有她的名字外，还有一个“副编审”的头衔。她提及了一大串大作家们的名字，并开始细数起他们各自的创作风格、成就以及特色来。她说，她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都有过直接的往来，她是他们的“责编”么，他们都十分尊重她，也很器重她。
但她没提到他。
我婉言而旁敲出击地提醒她说，这些作家，有的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最近的也是属于“五七”战士的那一批了。是不是该有些新的呢？而假如能让我来作出选择的话，我倒更会去欣赏……
但她的表情陡然变得有点卑夷和激昂起来，打断了我：都说诺贝尔文学奖与我们中国作家无缘了，就连那些大作家们（她当然是指那些她提到过大名的作家）都望洋兴叹了，就更别说是正跟在他们后面爬行的那些个了……
那些个？那些个爬的人是指谁？我终于在这片谈话雷区的边缘地带停止了向前推进。天黑了下来。
快近晚饭时分，她提出请我去一家“很不错的”也“很有意思的”饭店用餐。出门来，我们叫了辆的士。的士穿街夺路，途经复兴路、瑞金路、淮海路、南京路，最后驰过了苏州河上的某一座桥进入了东区。车窗之外的霓虹灯招牌，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的前灯与尾灯涌过来又退回去，我说，这不快到我们的母校啦？
的士最后在一条马路旁眨着黄边灯，停了下来。我钻出车厢来，只觉得这儿的灯光要比市中心区稀落了些，但就一下摸不着头脑这是在市区的哪一个方位上？湛玉也钻出了车来，胸有成竹地带领我朝前走去，来到了这家“海鲜城”的挂着两只喜气洋洋大红灯笼的朱漆雕花门前。两个着织锦缎旗袍的女郎同时拉开了两边的大门，说：“欢迎光临！”就在这一刻，我仍懵然不知，这条马路的前身原是一条弄堂，而这幢“海鲜城”原是一座法式老洋房。
后来，我当然很快便知道了这里是哪里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末的上海的一切，市容、建筑、时尚，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都已变得面目全非。这些都是怎么变过来的？但定神一想，一切不也就这么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这个模样？好像这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儿，好像过去岁月的种种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其实，对于这一切，我最有发言权：四人帮一倒台就去了香港，直到浦东开发才回来。其间十八个春秋的时空跨度，仿佛就像舞台背景的幕布在一拉一扯之间就换了另一批演员另一套戏服，再度嘻嘻哈哈地重新登上台来舞棒弄棍一番。人生如戏哪，我将我的感受形容给她听，她笑笑，没说什么。在射灯的强烈光照中，她的眸子盈汪汪地像是含着点什么，我沉默了。
后来，我又回想起这一天来。算一算日期，恰好是西方的愚人节。我一下子有点发怔：究竟是谁被愚弄了？是她？是我？还是我们俩——甚至包括兆正——都让命运给作弄了？
白老师的目光
她只知道，记忆有时会将那四束目光缠绕在一起，叫她分辨不清楚：哪两束是兆正的，而哪两束是白老师的。
再让故事回到湛玉的那一头去。
白老师就是湛玉与莉莉学芭蕾舞的那家舞蹈学校的钢琴伴奏老师，一个二十不几的年青
男子。谈不上什么英俊潇洒，小生奶油的特质，但他身材颀长，皮肤却黝黑得很，脸庞更是削瘦得有点儿可怜了。四十年后，当湛玉再在回忆之中将他从头到脚仔细审视一遍的时候，她想，令她和莉莉共同对他暗暗着迷的原因除了其他之外，很可能就是他的那对眼睛：彻底忧郁型的，而且目光始终向下，永远含有一种说不清的思念和苦恼——小女孩们的心态有时有点不可理喻。
她后来爱上了同班的兆正，其缘故多少也是与他的那对眼神有关。别人都觉得她的选择有点不可思议甚至荒唐，但只有她自己明白，她是无法抵御那两束携带有一股凛赋力与磁性的目光的。它们从不直接望向你，但似乎总能透过某个特定的折射角度，恰如其份地点触到你的心的那个部分上去，让你无力招架。这是这么样的两束目光：你从未注意到过它们则罢，哪一天，你留意到了，你便开始不能自拔，且会愈陷愈深。
那时的湛玉十五、六岁，正处于一个少女情窦初开的人生季节上。她隐隐约约地注意到许多人都在暗地里窥视她，找这样那样的机会来向她大献殷勤，但她从来就是厌恶那些人的那类举止的，她觉得他们粗俗、平庸，有时候肉麻得令她作呕。在学校，在弄堂、在街上，她没遇到过一张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