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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迹，清楚地写着：“很好。”
以后我往抽屉里放置一叠本子的时候，在一个角落里触到了什么东西，伸进手去，拿出一个小日记本子来，我把它打开了。
在前几页上写着作家的姓名和作品的名称，对着很多作品名称标着十字：这是读过了的记号。这里有茹柯夫斯基，卡拉木金，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狄更斯，拜伦，莫里哀，莎士比亚等……以后的几页是用铅笔写的，已经模糊不清了。再往后是卓娅用钢笔写的小字：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契柯夫）
“做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大胆，思考，愿望，果敢。”
（马雅柯夫斯基）
以后的一页上是用铅笔草草写的：“在《奥赛罗》里边，是人为了真理的最高理想，德行的纯洁和精神的真诚的斗争。
《奥赛罗》的主题，是人的真正的、伟大的感情的胜利！”
还有：“莎士比亚作品的主角的失败，一向是有高尚的道德原理的胜利伴随着的。”
我翻阅这微微被揉摩了的小本子，似乎感觉我听到了卓娅的声音，看见了她的敏锐的、严肃的眼睛和羞涩的微笑。
这是《安娜·卡列尼娜》里边关于谢辽日的一段：“他只９岁，他还是婴儿；但是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心，他很珍爱它，他像保护眼睛一样地保护它，如果没有爱的钥匙，他不放任何人侵入他的心里。”
我读完了这几句话，我觉得这就是指着卓娅说的，卓娅仿佛始终由每一行字里注视着我。
“马雅柯夫斯基是有血性、坦白和率直的人。马雅柯夫斯基在诗里创造了新的生活。他是公民诗人，是诗人演说家。”
萨勤：“在劳动是快乐的时候，生活是美好的！在劳动是不得已的时候，生活是奴隶！”
“……什么是真理？人，这就是真理！”
“……虚伪，是奴隶和主人的宗教……真理是自由人的上帝……人，这是美丽的！这个字读起来是可骄傲的！应该尊重人！不要怜惜，不要用怜惜降低了他，应该尊重他！我一向憎恶过于为自己的温饱打算的人。要紧的不是这个！人是高出这个的！人是高于温饱的！”（高尔基：《底层》）
新的几页，上边是新记的：
“塞万提斯。‘奇妙的空想家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是意志，是自我牺牲，是智慧。”
“书可能是人类在走向未来的幸福和强大的路上，创造出来的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高尔基）
“初读好书，如获倾心良友。重温如再会老友。终读如辞别良友，不知能否再会。”（中国哲言——意译）
“行路人是能克服路途的艰难的。”
“在个性、举止、风度和在一切一切上，最好的是朴实。”
（朗斐洛）
这时我又像读卓娅的日记那天一样，我感觉似乎我在手里拿着一颗活的心，一颗渴望着爱和信仰的心。
我反复地翻阅这小本子，考虑每一行的意味，这时候我仿佛觉得卓娅就站在我身边，我们又在一起了。
剩下最后的几页了。记着：１９４１年１０月。
“莫斯科市委书记，谦逊、朴实的人。
他讲话简短清楚。他的电话：ＫＯ—２７—００分机１—１４。”
以后是由《浮士德》里边录下的句子，和整个赞颂艾弗里昂的合唱歌词：
“这一瞬间我的口号是：
决战，胜利的吼声。
…………
让我展开翅膀飞往那里！
飞往战斗的火场，飞向战斗！”
“我爱俄罗斯直到心痛，我不能设想我会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在最后一页，忽然像对心的打击一样——《哈姆莱特》里边的话：
“永别了，永别了，记忆着我吧！”
“丹娘”
我写这本书也愉快，也痛苦。我回忆起往事来，就觉得好像重新又摇着幼小的卓娅的摇篮，重新怀抱着３岁的舒拉，重新看见我的孩子们，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活泼泼，充满了希望。
剩余下的需要叙述的事情愈少，我就愈痛苦，接近了的不可避免的结局愈显然，我就愈难找到需要的话……
卓娅去后的每一天，连最琐碎的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她走后我和舒拉两人的生活就完全变为期待了。在过去，舒拉回到家里看不见姐姐的时候，他向来问：“卓娅在哪里？”
现在他的第一句话是：“没有信吗？”以后他就不把这句问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在他的眼神里永远可以看见这句问话。
有一次他很兴奋、很高兴地跑进屋来，并且紧紧地搂抱了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有信吗？”我马上猜中了。
“岂只有，看看是什么样的信呀！”舒拉喊着说，“你听：
‘亲爱的妈妈！你现在好么，精神好么，没害病吗？妈妈，如有可能，就是给我写几行也好哇。我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一定来家里看看。你的卓娅。’”
“哪一天写的呀。”我问。
“１１月１７日。这就是说，我们等着卓娅回来吧！”
我们又开始等待了，不过现在不像那样担心了，而是抱着愉快的希望等待着。我们时刻地等待着，昼夜地等待着，始终在准备一听见推开门的声音就跑去迎接她，我们时时刻刻地准备成为幸福的人。
可是１１月过去了，１２月过去了，已经要到１月底了……
再也没有过信或是别的消息。
我和舒拉俩都有工作。一切家务事都由他担当起来了，我看出来了：他想在所有的事上都代替卓娅。如果他先回到家来，他就为我温上汤菜。我看见过他在夜间起来给我加被，因为那时候木柴得来已经困难，我们尽可能地节省燃料。
有一次——这是在１月底——我很晚才往家走。通常都是这样，我每逢很疲倦了，就仅仅无意地听到一些路人谈话的片断。那一晚在街上处处听人们说：
“今天您读《真理报》了吗？”
“您读了里多夫的那篇文章吗？”
在电车上有一位脸色憔悴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对自己的同伴说：
“多么动人的一篇通讯啊！多么好的姑娘啊！……”
我了解了今天的报上一定登着什么不平常的东西。
“舒拉，”我回到家里说，“今天你读了《真理报》吗？据说在那上边有一篇很使人注意的通讯。”
“读了，”舒拉眼不看我，简单地回答道。
“关于什么事呀？”
“关于一个青年女游击队员丹娘，德国人把她绞死了。”
屋里很凉，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是这会儿我觉着我的内脏全凉了，全紧缩了。我想：“这不知是谁家的女孩子，家里也一定等待着她，一定也替她担心呢……”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无线电广播，先是一些关于战争的报告和劳动战线上的消息。忽然广播员说：
“现在我报告登在今天（１月２７日）的《真理报》上的里多夫的一篇通讯。”
于是悲伤愤慨的声音就开始述说，在１２月上旬在彼得里斜沃村德国人怎样杀害了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
舒拉忽然说：“妈妈，我把它关了，行不行？明天我需要早起。”
我觉着奇怪：舒拉向来睡得很酣，大声说话和无线电声音全不妨碍他睡觉。我本来很想听到完，但是我终于把扩音器关了，对他说：“好吧，你睡吧……”
第二天我到青年团区委去了：可能那里知道关于卓娅的什么消息。
“任务是秘密的，可能很长时间没有信。”区委书记对我说。
又过了几天难熬的日子，在２月７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回到家来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妈妈，青年团区委请你到那里去一趟。
我想：“可等到啦！一定是卓娅托谁带来了消息，也可能是信。”
我像飞似地跑往区委去了。那一晚很黑，刮着风，电车没开驶，我差不多跑着，常常滑跌，起来仍继续跑，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惨事的思想。我没预料到有什么坏消息，只是想知道：几时我能看见卓娅？她能快回来吗？
到区委以后，他们对我说：“你们走岔啦。您回家去吧，莫斯科团市委的人到您家里去了。”
“快，快知道卓娅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是走，而是跑回家去了。
我推开门就楞在门坎上了。有两个人离开桌子起身迎我来了：齐米列捷夫区文教局局长和另一个不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