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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黄昏到家，胡武功却在门口蹲着。问：找我吗？他说找你。入屋吃酒，他从皮茄克衫里往外掏东西，他的茄克衫鼓鼓囊囊，竟掏出百余幅的照片来要我看。原来武功他们同我一样，是这个城的闲人，有兴趣在城里闲逛，而且多年前就这么闲逛了。但是，我闲逛了也就闲逛了，他们闲逛了却抓拍了这么多照片！于是我便兴趣了他那茄克衫，探手再去掏，果然又掏出一个照相机来。我说：你们做了布袋和尚嘛！
照片全摊在床上，如同一瞬间时间凝固，西安城的巷巷道道，人人事事，一下子平面摆在面前。我嗒然忘失自我，也不知在了何处。片刻，扭头看窗外，窗前老槐上正有寒鸦，拍窗它不惊，开窗以酒盅投掷，仍也不起，疑心它必在偷看了我们，是痴是僵。我对西安是熟知的，一张张看着，已不知今夜是从四堵城墙的哪一个门洞进去，拐过了几街几巷，又要从哪一个门洞出来？只急急寻找四合院中四分五裂的隔墙和篱笆中的人家，那早晨排队而入的公厕呢，那煤呢，那盛污水的土瓮呢，老爷子的马扎凳小孩子的摇篮车呢？小小的杂货店里老板娘正在点钱。蹬三轮车的小贩在张口叫卖。巷口的谁家有了丧事，孝子贤孙为吹鼓手的耳上夹烟。城墙根织沙发床的人回过头来，一脸惊恐，原来是不远处爆玉米花的人又爆出了一锅。风雨中红灯一片的夜市上，手持了大哥大的小姐与收破烂的民工同坐一桌吃起饺子了。来去匆匆的上班人群中，有老头坐在隔离礅上茫然四顾。那放风筝的孩子，风筝挂在了树上，一脸无奈。那电杆下扎堆的人指手画脚，观棋而语一定不是些君子。挂满广告条幅的商场门口，是谁摸奖摸中了，一人仰笑，数人顿足。坐在时装店塑料模特脚下的艺人拉二胡，眼睛闭着是自己陶醉，还是原本就是瞎子？擦皮鞋的老妪蹲在墙角，牵长毛狗的小姐一边走一边照镜。从仅容一身的巷道里跑过来的是谁？镜糕摊前那位洋人在说什么？股票交易厅外又是拥满了人，邮局门口代书写信件、状词的三张桌子怎么空了一人……一座转型时期中的古城里，芸芸众生在生活着。生活中有他们的美丽和丑陋，有他们的和谐与争斗。我看了这张又急切翻看那张，喃喃地问：我在哪儿，哪一张有我呢？
举起杯来，向胡武功敬酒。我说，以这么大的热情和朴实无华的镜头，这么真实地记录一个城市的百姓生活，在中国摄影史上还并不多见吧。而在这些作品中，从人与城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和城与时代的关系里，你们竟能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历史性、哲理性和艺术性！
我们都是西安城的市民，我们荣幸生活在这个城里又津津乐道这座城，但正如河水，看到的河水又不是了看到的河水，在这瞬息万变的年代，谁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安记录员呢？摄影是一门能将复杂处理成简单，而又能在简单中透出复杂的艺术，如果这批照片结集，最能清点二十世纪末的西安的面目。今天的西安人或熟知西安的人，我们同历史将从古城走出去，明天的人或不熟悉这个时期西安的人又将会凭此集再走回古城啊！
我这么对胡武功说着，屋外已大风吼窗，胡武功酒红上脸，开始讲他们四人数年里的奔波，说是在去年的冬季，也就是今日同一个黄昏，他们在北门口拍摄，阴雪四集，寒风酸牙，后在一个小酒店里也是吃酒的，吃酒全为取暖，四人不觉哑笑，真该是“为乐未几，苦已百倍”。听他喋喋不休讲去，我脑子里却生想：去年寒夜，今夜谈起，今夜情景，谁又会知道呢？歪头看胡武功，胡武功说着说着，头一沉，趴在那里却睡着了，是酒力发作还是太疲倦，酣声微起，一双鞋，是那种穿得很烂又脏的旅游鞋，已掉在床下，呈出个×状。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治病救人
我第一次认识张宏斌，张宏斌是坐在我家西墙南边的椅子上，我坐在北边椅子上，我们中间是一尊巨大的木雕的佛祖。左右小个子，就那么坐着，丑陋如两个罗汉。对面的墙上有一副对联：相坐亦无言，不来忽忆君。感觉里我们已经熟了上百年。
我们最先说起的是矮个人的好处，从拿破仑、康德，到邓小平、鲁迅，说到了阳谷县的那一位，两人哈哈大笑。我们不忌讳我们的短，他就一口气背诵了《水浒》上的那一段描写
。我说你记忆力这般好，他说你要不要我背诵你的书？竟一仰头背诵了我一本书的三页。我极惊奇，却连忙制止：此书不宜背诵！问他看过几遍就记住了，他说三遍。我说你还能背诵什么，他说看过三遍的东西都能记住。就又背诵起《红楼梦》的所有诗词，让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全都到我家办诗会了。
但我请张宏斌来，并不是因为他是记忆的天才，他的本行是医生，要为我的一个亲戚的儿子治癫痫病的。我差点迷醉于他的记忆力的天赋而忘却了他是医生。他看了看亲戚的那个患病的儿子，笑了笑，说：“药苦，你吃不吃？”儿子说：“我爱吃糖！”大家都乐起来。我将那小子拉过来，在他汗津津的背上搓，搓下污垢卷儿让他看，几个大人立即向我翻白眼，以为当着医生丢了面子。
张宏斌留下了几袋丸药，开始详细吩咐，什么时候吃什么大丸，什么时候吃什么小丸，极讲究节气前后的时间。我要付他的钱，他不收，提出能送一二本我的书。我的书都在床下塞着，他似乎不解：我把配制的药丸是藏在架子上的瓷罐里的，你怎么把书扔在床底？我说：“你那药是治病的。”他说：“书却救人啊！”我笑了笑，救谁呢？一本送了他，一本签上“自存自救”放到了我的床头柜里。
他的这些药丸极其管用，亲戚的儿子服后病遂消解，数年间不再复犯。
医生我是尊敬的，而这样的奇人更令我佩服，以后我们就做了朋友。他住在岐山县，常常夜半来电话，浓重的岐山口音传染了我，我动不动也将“入”念成“日”。一次作协研究要求入会的业余作者，讨论半天意见不统一，我一急说道：有什么不高兴的么，人家要“日”就让人家“日”嘛！
他常常被西安的病人请了来，每次来都来我家，我没有好酒，却拿明前茶，请，请上坐，就坐在佛祖旁的椅子上。我们就开始说《红楼梦》，说中医，说癫痫，说忧郁症，说精神分裂，这现代生活垢生出的文明病。
张宏斌说，医生最大的坏处，是：不能见了别人就邀请人家常去他那儿。这是对的，监狱管理员邀请不得人，火葬场也邀请不得人。中国人有这么个忌讳。但我给张宏斌介绍了许多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还有许多名人和官人。谁的头都不是铁箍了的，名人和官人也是要患病的。作家可以拒绝，医生却要请的，没病也要请，这如在家里挂钟馗像。
同张宏斌打交道的几年里，我也粗略识得什么是癫痫和精神分裂病，什么人易患这类病和什么人已潜伏了这类病。并且，看他治病，悟出了一个道理：病要生自己的病，治病要自己拿主意。这话对一般人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对一些名人和官人却至关重要，名人和官人没病的时候是为大家而活着的，最复杂的事到他们那里即得到最简单的处理，一旦有病了，又往往就也不是自己患病，变成大家的事，你提这样的治疗方案，他提那样的治疗方案，会诊呀，研究呀，最简单的事又变成了最复杂的事，结果小病耽误成大病，大病耽误成了不治之病。
张宏斌治病出了名，全国各地的病人都往岐山去，他收入当然滋润，而且住宅宽展。他说你出书困难了，我可以资助你，西安没清静地方写作了到岐山来。我很感激他。年初，我对他说：你教我当医生。他说：我正想请你教我写文章哩。两人在电话里嗬嗬大笑：那就谁也不教谁了！
现在，我仍在西安，他还在岐山，十天半月一回见面，一个坐木雕佛祖的南边，一个坐木雕佛祖的北边，丑陋如两个罗汉。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日
孤独地走向未来
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