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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胡思乱想中跌入梦境，高照的红日把我叫醒。起来后，蹦到厨房里，看见小阿婆的发髻油光水滑，坐在小凳子上择菜，精神很好，喉咙嘣响。昨夜之事似乎只是一个梦境，虚幻得那样不真实。很快我就将这事忘了。
春节过去了，我也很快就要返校。母亲郑重其事地取出几个午餐肉罐头，小阿婆悄悄拉我去灶披间，像捧八宝箱一样，捧出了两只高高胖胖的瓶子，炫耀似地拧开瓶盖，酱香扑鼻。肉丁、花生米、豆腐干炒豆板辣酱，好吃，下饭，还放得牢。我真想喊一声“小阿婆万岁”！弟弟也闻香而来，探头探脑，望望油汪汪香喷喷的八宝辣酱，转身扯来了母亲。小阿婆讪讪地解释：“只吃肉罐头，太淡了，有点八宝辣酱，换换口味。”
看起来，小阿婆知道母亲攒肉票为我买罐头，母亲并不知晓小阿婆私自克扣肉票做八宝辣酱。母亲脸上的惊诧一闪而过，真心诚意地称赞：“还是小阿婆想得周到。”母亲一声称赞，赞出小阿婆两颊桃红，一脸灿烂。我真没想到小阿婆是这么看重母亲对她的“定评”。弟弟手忙脚乱地替我装包，鼻子抽搐着向里吸闻酱香。
民以食为天，食是多么重要啊，在那个饥饿的年代，人人都长了一只饥饿的胃。我几乎花光了家里的肉票，我不忍心全部带走，母亲说：“侬一个人在外面，饥一顿，饱一顿，家里不放心，还是带着吧。”小阿婆嘟囔着说：“这么冷的天，不会坏的，侬先吃酱丁，再吃罐头，好多吃几个月呢。”转而用略带伤感的口吻说：“带去带去，不晓得我还有没有力气烧给侬吃了……”
谁知一语成谶。等我暑假回家，楼梯口未见小阿婆的笑靥，灶间冷冷清清，套间里暗沉沉，只有那面残破的穿衣镜闪出白森森的冷光，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一阵惊悸，我的小阿婆呢？母亲眼圈变红变湿，她的嘴唇哆嗦着，抽动着，只有泪珠一串串地滚落。
汗水涨满了我掌心的河床，想不到精明强干的小阿婆随风飘逝，想不到小阿婆的仙逝会牵动母亲如许哀伤。
许久许久，母亲嘱我去看看大阿婆。母亲给了我二十五元钱和两张糕点票，二十元钱给大阿婆，五元钱买酥软的点心。当我提着点心盒走进昏暗的吱嘎作响的木楼梯，舅公家大房窗下空空荡荡，小床不知去向，仅有那只画有白雪公主的饼干筒锈迹斑斑，孤零零地躺在窗台上。舅婆告诉我，大阿婆比小阿婆早走，是父亲安排后事的，一直瞒着不告诉母亲。我望望那只饼干筒，胸腔内丝丝缕缕地在迸碎，在搅痛。我像是闪避死神铁青色的尖喙，踉踉跄跄地逃离那间熟悉又荒凉的房子。
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知道，老姐妹先后乘槎仙去，丧葬全赖父亲一人，没有惊扰亲朋好友，入殓于万国殡仪馆，坟墓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被铲平，早已无迹可寻。
我回到家，母亲获知大阿婆噩耗，泪如泉涌。几日后，我问父亲，小阿婆的那尊观音大士像呢？答复是随小阿婆同去了。父亲取出一只海蓝色的丝绒小盒，那是珍藏着小阿婆全部“家当”的小盒，打开来，里面放着黄澄澄的金项链和一个金鸡心锁片，双面雕，分别是一匹马和一对鸳鸯。小阿婆说她一生没有积蓄，只有四枚佛珠戒指给阿波囡。马是我的属相，希望一马当先；鸳鸯是吉祥鸟，希望我终身有靠，白头偕老。
我脱口问：“小阿婆一向喜欢弟弟，为啥不留给弟弟？”
父亲沉甸甸地说：“小阿婆讲侬是解家门里中状元的小囡。”
十二岁的弟弟在旁边插话：“啥人讲小阿婆不喜欢侬？姆妈从来不管家事，为了侬，每个季度发肉票问小阿婆讨一半肉票。小阿婆晓得姆妈拿肉票是要买罐头，另外一半肉票还要托豆芽阿毛去换成下一个季度的，等到侬冬天回来，给侬烧八宝辣酱丁。阿拉常常是半个月闻不到肉味道，吃点咸水煮黄豆、咸菜萝卜干……”
轰隆隆，天塌地陷，五内俱焚。小阿婆，千呼万唤再也唤不回我的小阿婆。在你生前，为什么我没能给你一些温暖和照拂，为什么我那么粗心大意，不把你的病痛去告诉父母呢？……
当一切都已成为历史，我再来追忆我的小阿婆大阿婆，我的离异的父母，心河底里升起的是那么温暖苦涩的亲情。苦难，在那个年代并不仅仅属于我们一家，没有肉吃闻不到鱼腥，那么一丁点儿肉：二两！如今还不够一只汉堡的量，要维持整整一个月的相思。苦，是苦。而现在似乎什么都有了，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些挨得紧紧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友情和真情……
第五部分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1）
事出神奇。
1964年初，大街上龙的传人们开始采办年货了。年节虽然未至，空气中却已闻得到浓浓的年味了。我在学生食堂吃过午饭刚踏进宿舍楼，就听见楼道里电话铃响，拿起来一听，传出的竟然是父亲的声音。我做梦都想不到是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来北京演出他们自编的新戏《芦荡火种》。
我拉着男友小程匆匆赶往大前门的旅店，里面热闹和喜庆的气氛比大街上还厉害，喊嗓声，丝竹声，欢歌笑语像已经过年似的。走进父亲住的房间，父亲首先看到的是我穿了三年的大衣仍然在身，连连说人长高了，大衣短了，许诺等我放假回上海时给买新的。这时又见小程穿一件旧旧的黑棉大衣，车转身就把衣架上挂着的厚呢大衣取下来就要给小程。小程低声推辞：“学生穿这么好的呢大衣不太好意思。”
父亲爽朗地笑着说：“好，那就一起回上海吧。”
言下之意大上海什么都有，回去买。父亲的情绪十二分地好，我诧异是什么让他这么高兴呢？他仿佛又变回我童年时的父亲去了。
话得从1958年说起。当年的团长陈荣兰和副团长陈剑云去南京军区寻觅创作素材，从该军区三十周年的征文里发现了崔佐夫所写的《血染的姓名——36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这些在阳澄湖养病的伤病员即是20军59师175团的。59师驻扎于杭州留下镇，正在搞团史展览。而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刘飞恰是36名伤病员之一，夫人米叶也曾在青浦从事地下工作。陈荣兰原来是20军的文工团员，看到这份素材备感亲切，同时也意识到可以创作为一部好的现代剧。之后，就介绍陈剑云和编剧文牧去59师体验生活，这才有了新四军伤病员转战芦苇荡，地下联络员阿庆叔侄二人周旋于敌伪之间的剧情内容。
大纲初现，陈荣兰对文牧说：“侬要写只和尚戏呀？”
文牧一时语塞。陈荣兰手蘸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丁”字，用吴侬软语说：“侬为‘摘钩头’写只戏。”
一年后初稿《碧水红旗》出台。陈荣兰亲自推敲剧情，增补细节，使之既有戏剧性，又符合地下斗争的特点，剧名改为《芦荡火种》。
1960年1月首演，陈荣兰仍不满意，坚持边演边改边丰满，进一步完善阿庆嫂的核心地位。1963年岁尾，剧组抵京之前，已经完成大大小小十二次修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陈荣兰如此器重丁阿姨，丁阿姨岂能不舍命相随？群策群力，引爆了阿姨的艺术积累，塑造出一个极生动也极特殊的、表面上是老江湖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芦》剧使丁阿姨的表演艺术登上了新的高峰。
这就是父亲他们剧团来京的原因。1964年1月9日，由中国剧协出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亲自主持，为“人沪”的《芦荡火种》和《巧遇》组织专题座谈。周巍峙由衷地称赞：“沪剧团四次来京演出，一次比一次进步。”《人民日报》还发表戴不凡的剧评《喜看沪剧〈芦荡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