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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个报幕员必须经常保持一种乐陶陶的快活劲儿，而他孟加拉斯基现在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这种气质。他有一种痛苦的、很令人不快的后遗症——每逢春季月圆时他就感到心里惶惶不安，时而突然抱住自己的脖子，心惊胆战地回头张望，哭泣。不错，这种症状发作一阵后便自然消失了，但有了这种后遗症总是不宜重操旧业的。于是他只好辞去工作，深居简出，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按他个人比较保守的估计，他的积蓄应该够他花十五年的。
孟加拉斯基离开了剧院，从此便再没见过瓦列奴哈。而在这其间瓦列奴哈却成了个很受群众欢迎的人，因为他变得态度谦虚、有求必应了。这种作风甚至在所有剧院的行政领导中都很少见。例如，那些经常索要免费入场券的人简直把他称为“慈父”。不论什么时间，不论谁往瓦列特剧院挂电话，都会听到一个温和的、又有点感伤的声音说：“喂，请您讲吧。”而当对方提出要找瓦列奴哈时，他便会用同样的声音马上回答：“我就是，愿意为您效劳！”不过，瓦列奴哈这种客气态度也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斯乔帕·利霍捷耶夫当然再也没有使用过瓦列特剧院经理室那部电话。他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出院后马上被调到罗斯托夫市当了一家大食品商店的经理。据人们传说，他现在完全不再喝波尔图葡萄酒了，只喝用醋栗的幼芽浸过的伏特加，因而身体比以前强壮得多了。据说他现在变得寡言少语，尽量避免跟女人打交道。
撤销利霍捷耶夫瓦列特剧院经理职务这件事，并没有给里姆斯基带来他幻想多年的快乐。里姆斯基经过一段医院治疗后，又去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从疗养院回来后，这位老态龙钟、脑袋不住摇动的财务协理，便向瓦列特剧院提出了辞呈。有趣的是这辞呈是由他的夫人送交剧院的，因为里姆斯基本人连白天去剧院的勇气都没有了：那洒满月光的破玻璃窗和从窗外伸进一只长胳膊来够窗子插销的情景，至今他还历历在目。
财务协理从瓦列特剧院调到了莫斯科河南岸一家儿童木偶剧院。他如今无须再因工作问题同阿尔卡季·仙普列亚罗夫打交道了，因为仙普列亚罗夫一下子被调到了遥远的勃良斯克市，当了那里的蘑菇采购站主任。这几年莫斯科人能吃到鲜美的腌黄蘑和醋渍白蘑，人人赞不绝口，因此大家都认为把仙普列亚罗夫调到那里是十分明智的。至于仙普列亚罗夫过去那项工作，也可以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未能作出成绩的那项音响学方面的工作，现在仍然是老样子。
放下仙普列亚罗夫不提，还有一个人也和剧院完全断绝了关系，这就是尼卡诺尔·博索伊。虽说他除了爱好免费入场券之外，实际上与戏剧界未曾有过什么关系。如今尼卡诺尔·博索伊非但自己不再买票去剧院，即使给他赠送票，他也一慨拒绝，甚至达到了“谈剧色变”的程度。他现在恨剧院，而区还十分憎恨诗人普希金和那位有才华的演员库罗列索夫，尤其对摩罗列索夫可以说是恨之入骨。所以去年，当他看到报上一则用黑边框起来的讣告，说是库罗列索夫“在风华正茂、方可大展宏图之年不幸因脑溢血逝世”时，竟高兴得喊叫起来：“活该！活该！”他过于激动，血往头上冲，脸涨成紫红色，自己险些追随库罗列索夫而去。不仅如此，由于这位小有名气的演员之死，博索伊的脑海里搅起了许多沉痛的回忆。他当天晚上独自伴着那轮给花园大街洒满银辉的满月喝了个酪配大醉。每喝下一杯，他脑海里的可憎人物的行列便增加一个可恶嘴脸，这里面有：倒卖外币的谢尔盖·敦奇尔、妖艳的伊达·盖尔库拉诺夫娜、喂养着几只斗鹅的红头发汉子和爱说大实话的尼古拉·卡纳夫金。
那么，这些人又都怎么样了呢？对不起！这些人什么事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同样，根本没有过那么个大剧场和主持那次“节目”的和蔼可亲的演员，也没有过那么个把外币藏在地窖里烂掉的吝啬鬼波罗霍夫尼科娃姨妈。当然也没有过什么金喇叭和蛮横无礼的炊事员。这些本来都是尼卡诺尔在卡罗维夫的催眠术作用下梦见的。当时闯入尼卡诺尔梦境的唯一活人就是库罗列索夫，而他之所以进入梦境是因为电台经常播放他的唱段，他的形象深深刻在尼卡诺尔的脑海里。这个人的确存在过，其他人则根本没有存在过。
这么说，或许阿洛伊吉·莫加雷奇也没有存在过吧？噢，不！莫加雷奇不仅当时确有其人，而且至今仍然健在。他现在恰巧担任着里姆斯基辞去的那个职务——瓦列特剧院的财务协理。
那天夜间阿洛伊吉·莫加雷奇离开沃兰德的下榻处之后，大约过了一昼夜，忽然在维亚特卡车站附近的一列火车上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在神态恍惚中不知怎么乘上火车离开了莫斯科，上车时不仅忘了穿长裤，还不知为什么把房产主的、自己完全用不着的户口本偷了来。他付出了相当数目的一笔钱，才好歹从列车员手里买到一条汗渍斑斑的旧长裤，急忙在维亚特卡车站下了车，又乘车返回了莫斯科。可是，唉，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住处——房产主那所破旧小楼惨遭火灾，已经荡然无存了。然而，阿洛伊吉·莫加雷奇果然非常精明强干：两垦期后他又住进了勃留索夫胡同一间很漂亮的屋子，几个月后，就登上了里姆斯基的宝座。从前是财务协理里姆斯基因为经理斯乔帕而受苦，现在轮到总务协理瓦列奴哈因为财务协理阿洛伊吉而受罪了。如今瓦列奴哈也是只有一个愿望：尽快把这个阿洛伊吉从剧院搞走，永远别再看到他。据说，瓦列奴哈在自己一伙人中时常偷偷散布说：“一辈子没见过阿洛伊吉这样的坏蛋，这种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
其实，这或许是总务协理的偏见。倒也并未发现阿洛伊吉有什么新的劣迹，而且，总的说来，剧院里一直平安无事，无非是餐厅管理员索克夫的职务由另一个人接替了。安德烈·福基奇·索克夫确实死于肝癌，而且的确是在沃兰德光顾莫斯科大约九个月之后死在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是啊，几年过去了，本书所真实地描述的一些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漠起来，开始消失。然而，绝非所有人都如此！绝非所有人都如此！
每年春天，每逢节日月圆的日子，傍晚时分便有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出现在莫斯科牧首湖畔的椴树下面，他有一头棕黄色头发，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穿着很朴素。这就是从前的诗人无家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现在他当了教授，在历史和哲学研究所里搞研究。
每次来到椴树下，波内列夫一定要坐到当年那天晚上他坐过的长椅上，就是在那天晚上，现在久已被人遗忘的柏辽兹生平最后一次看到了变成碎片的月亮。
如今，这月亮是圆的，整的，初升时显得苍白，然后便变成金黄色，上面仿佛还有一匹神马的模糊形象。月亮在前诗人伊万的头上慢慢飘移，又像是停在高空中不动。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全都明白，他全都知道，全都记得。他记得自己年轻时当过罪恶的催眠术家的牺牲品，后来经过治疗痊愈了。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有时很难控制自己。比如，每逢春天月亮快圆的时候，他就按捺不住了。随着月亮一天天变圆，随着这曾经高悬在耶路撒冷的“五烛明灯”上空的月亮渐渐变大，变成金黄色，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也就越感到心情激荡，烦躁不安，食欲不振，睡眠不佳——他在等待着满月的出现。到了月圆这一天，那就不论什么事都无法把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留在家里了——他傍晚时分必然离开家，到牧首湖畔来。
他坐在长椅上。他毫无顾忌地自言自语，吸烟。一会儿眯起眼睛看看圆圆的月亮，一会儿又看看公园出口处那个引起他许多回忆的转门。
伊万这样在长椅上度过一两个小时后，便站起来，张大两只木然无神、视而不见的眼睛走开。他总是走同一条路线——穿过斯皮里多诺夫卡广场，走进阿尔巴特大街旁的那条小巷。
他经过那家卖石油的铺子，在斜挂着一盏旧瓦斯路灯的街角拐个弯，悄悄走近一个栅栏门。他看到：虽然门内的小花园尚未披起绿装，却还是给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