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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开展都市经济圈协调整合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城市群体在空间上重组和融合的趋势曰益彰显。但由于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各城市之间在资源利用、产业结构调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缺乏相互协调，出现产业结构同构化、城市功能趋同化、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环境污染曰趋恶化等尖锐矛盾，严重制约了区域整体力量的发挥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如以上海市为中心，南京、杭州两市为副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和高新技术发展的领航区，又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和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基地，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大中小城镇密集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也表明，一个国际中心城市的崛起不能脱离一个城市群的发展，两者互为依存、互相促进。长江三角洲都市圈要跻身于世界大都市圈行列，就必须创新其发展的思路、机制和模式，走协调整合发展之路。
笔者在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协调联动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树立“五种观念”（经济全球化观念、区域整体观念、竞争与合作的联动发展观念、双赢互利的价值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创立一个圈域一体化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会），建立五个机制（圈域资源统一配置机制、产业规划与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机制、投资管理机制、城乡耦合联动发展机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转换一个模式（由＝推动型为主的圈域联动发展模式转向以经济促动型为主的圈域联动发展模式），构筑与完善五个网络（交通与信息网络、商贸与市场网络、企业与产业网络、城镇网络、生态网络）的战略思路。
2。2 加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方法论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功能的国际化曰益明显。一方面，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国际竞争亦曰趋激烈。加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研究，既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城市的现状和潜力，制定恰当的竞争与合作战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区域内各城市的优势互补，又有助于我国城市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外在表现是一个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创新力、整合力和影响力，内在涵义包括综合经济实力、综合服务功能、综合创新能力、综合管理水平、市民综合素质等五个方面。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目的是塑造国际中心城市的功能。
一个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来源于“流量经济优势”。一个城市只有成为各类经济要素流动的枢纽，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的聚散地，才能真正构筑“流量经济优势”。一个城市的创新力、整合力来源于“融合和创新优势”，即市场、产业、信息技术和文化等的融合和创造。一个城市的影响力来源于它的吸引力、辐射力、创新力和整合力的组合。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服务功能、良好的发展环境、较高的管理水平和一流的市民素质的城市，其影响力也就会越大。
郝寿义等（1998）选择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资金实力、开放程度、人才及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共21个指标作为测度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竞争力的计量模型，并对若干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理论和方法仍有待于深入研讨。如城市综合竞争力概念的科学界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的阐释，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研究，城市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等与城市综合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等等，以便系统揭示城市之间分工与合作、竞争与依存的相互作用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竞争并非仅仅是市场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观念的竞争和制度的竞争，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制度变迁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2。3 重视城市化进程中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系统研究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空间技术等技术创新既是推动城市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又在不断塑造新的城市组织形态，并对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以高度知识化、信息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将推动城市文明发生更大变革，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及城市功能与结构重组和演变。如新的产业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高科技园区，将成为21世纪城市的新组织形态。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协同性出发，对这种新组织形态的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2。4 重视信息化对城市规划和布局的影响分析
信息革命正曰益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传统的城市功能正在发生转型，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亦随之发生变化。电脑和信息网络的普及及级差地租的作用，将导致工业企业和人口向郊区迁移，郊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会增多；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也随之向环境优美的郊区转移；大型购物中心和批发市场也在郊区不断崛起，甚至办公楼的郊迁在一定时期内也将成为现实。即使是市区内部的高科技产业和城市型工业，在信息网络的支持下，其分布亦将趋于分散化。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时代实现了电子购物、电子金融、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在家办公、电视会议、远程服务已把部分实际通勤转化为电子通勤，城市功能的实现方式部分虚拟化，导致城市发展对空间和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引起土地需求量减少及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和方式的深刻变化，为城市化研究提出了新的实践任务。
2。5 推进城市研究中相关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多学科专业人员卷入中国城市化课题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相关学科之间的交融互摄和推陈出新，孕育出城市化命题的新视角和新生长点，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范畴和应用领域，并充实其研究方法。但不可忽视的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人将理论创新片面理解为术语创新，热衷于提出新名词、新概念，而对这些新名词则缺乏科学严谨的内涵界定。笔者已在有关论作中，对“逆城市化”、“城镇农村化”、“郊区”等概念提出过质疑或修正意见，但目前仍有许多概念的提法尚欠科学，对学科发展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农民城”，“城乡连续统”，生态城市，数字城市等术语均不规范，亟须修正和标准化。现择其一、二，略叙管见。
有人将那些既已离开农村又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已进城又尚不为城里人所认同，既已加入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又仍然保留着农民身份的“流动人口”称为“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笔者以为，这一称谓值得商榷。首先，人口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之一，其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且，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也表明，真正的移民城市往往是最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因此，人口划分的方法之一应是按居住地划分为定居人口和流动人口，而不应按其来源地划分为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现在的常住人口中有许多以前曾经也是从市外迁移而来的，现在的流动人口又是未来潜在的市民，他们中有很多将逐步转化为城市定居人口。其次，将这些流动人口视为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不符合城乡公民身份平等的原则，容易导致排外心理和政策歧视。况且，这些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通过艰苦创业在城市立足，给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也理应分享城市化的利益。将其排除在城市发展的规划和管理之外，既不利于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被动，也不利于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再次，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但这并不是产生“城市病”的本质原因。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一项宝贵资源，只要合理开发，统一管�